文 |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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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计算机专业全奖录取。
我的印象中，当时每年大概仅有2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去读研究生，要依靠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拿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offer，我还是很开心。
大学期间自己准备的GRE、TOEFL考试和大学申请都得到了回报，同时拿到全奖offer意味这接下来几年，我可以继续读书，没有经济压力；同时对个人在美国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不过2001年的911事件打破了我以及和我一样打算赴美留学的如意算盘。
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忽然跑进寝室，大喊“美国被炸了”！当时我还不当一回事情，因为之前美国各种暴力、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暴力事件。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画面不停地播放着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双子楼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的画面，大楼起火后轰然倒下，宛如世界末日。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立即开始了针对本拉登的反恐战争，同时收紧的边境政策。
这些事情追究下来，美国当局在签证上立即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的强势政策。
当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直接影响，甚至有人还是“幸灾乐祸”式的看热闹心态。
不过第二年，当我拿到美国大学offer准备去签证的时候，发现形势不容乐观。在那个春夏之交的签证季中，先是我两个同系认识的同学签证被拒，然后网上曝出大量签证被拒的信息。
我当时还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运气一直不错，拒签这种事情不会落到我身上。签证前还特地和同学去了鸡鸣寺拜了拜。
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在乌鲁木齐南路上。我第一次去签证是5月中，签证官是个美国白人老头。问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去美国读什么专业？具体方向是什么？毕业后什么打算？我如实对答。
然后签证官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就把我的护照从窗口递了出来。前后不过2分钟，我一脸懵逼。
然后我赶紧预约的第二次签证，约到在6月中。第二次换了一个签证官，是个白人年轻小伙子，同样问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就把我拒了。
第三次是在7月，签证官上来就看我之前的拒签记录，一声不响看了大概一分钟，气氛十分尴尬，然后抬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之前被拒签过两次？还没等我开口，他立即把护照递了出来：我不能给你签证。
第四次是8月，我想趁着开学前再去碰碰运气。签证官上来就问：你是第几次来了？我说第四次。他笑着摇摇头，还是把我拒签了。前后不过用了30秒。
我清晰的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当时无法拿到签证对我打击还是很大的，拿不到签证意味着之前为了去美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在当时的环境下，被拒签的远不止我一个人。我好多准备去美国的同学、以及出国路上认识的朋友，同样在2002年的那个夏天拿着美国大学的offer但是因为签证无法赴美留学。
错过了2002年秋季的开学日期之后，我联系了学校。学校答应让我延期到2003年秋季入学。我因为还是想去美国，所以最后准备在国内先工作一年，待来年再去申请签证。
我身边签证被拒的同学，也选择了各自的出路：有些留在国内读研；有些转道香港、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欧洲读研；有些则留在国内工作，放弃出国留学；也有和我一样的，还是打算继续赴美留学的。
2002年秋，我开始在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转眼到了2003年，学校给我寄来了新的录取通知书和I-20，我开始准备新的美国签证。
不过2003年的美国签证形势并没有好转，还是杀气一片。
那个夏天，我的美国签证又连续被拒了3次。多次被拒的资深经历，让我对承受打击的阈值提高了很多，以至于到了最后，甚至不郁闷了。
多次出入美领馆的签证处，也让我看到了美国签证申请的人间万象。当时美国签证是现给的——签证过了之后一边等着，等着使馆工作人员把签证贴到护照上现场取走。
签证通过的人聚在一个角落喜气洋洋，俨然已经走向胜利的彼岸。没拿到签证的，比如我，灰溜溜的拿着护照不声不响地走了。期间我还见过各种签证被拒的跟签证官吵架。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上海大爷，签证被拒之后趴在窗口不走，跟签证官吵，签证官一开始还跟他理论几句，之后直接把窗口的帘子拉下。那个大爷还是趴着窗口不走，两个中国保安上来就把大爷给架走，大爷不肯走，就跟两个保安扭打起来，最后被直接拖出签证处。
那大爷把怒气全都撒在保安身上，在签证处门口至少骂了10分钟保安，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你们这些美国人看门的走狗！”又好气又好笑又无奈！
2002、2003年两年间，在美国签证连续被拒签7次之后，我经常灵魂自问：为何要去美国？自己要的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好比科学家在科学问题找不出答案的时候就开始寻求宗教的依托。
签证被拒之后，我开始安心在上海工作。因为不安心工作没收入，生计是第一位的。
这样一晃过了两三年，工作上我还算得心应手，期间因为工作出差，也去了几次国外。不过对于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我始终还是有个心结。
于是我2005的时候，赶在GRE成绩5年有效期截止之前，我重新申请了美国大学。最后拿到了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2006年秋季入学的offer。
工作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明白了自己不是块做学术的料，如果当初自己去拿到签证去读博士，不确定自己读的会不会开心，以后学术的路会不会顺利。所以这次申到CMU的硕士，反而觉得这个是适合自己的。而且之前冲着全奖去，是个学校录了我给全奖我就去，不管学校、专业好坏；这次申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不管是客观事实，还是自我安慰。
2006年6月，我8次走进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签证处。这个时候美国签证已经搬到在梅龙镇广场了，签证官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国白人年轻女性，上来也是几个简单的问题：去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方向是什么，现在做什么工作。前后也就短短的2分钟时间，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一点都没有提及我之前“惨不忍睹”的拒签史，就很快给我签证了。
拿到签证那一刻，我并没有特别兴奋，反而有种见过大世面的坦然。
2006年，美国的签证政策——尤其是对学生的签证政策已经放宽，几乎所以的学生签证都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切，与你个体努力不努力已经没什么关系。
之后的故事可以几句话带过：2006年，我去了美国读研究生，2008年毕业之后，我去了加州，在湾区的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工作几年之后，我拿到了绿卡。2013年，我回国创业，公司在深圳，在湾区也设了一个办事处。过去几年，基本处于两地跑的状态。
过去十几年，至少在签证互通方面，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现在中美关系笼罩上一层阴影，很多人担心签证，担心学业。
但是作为一个经历过911之后美国签证“黑暗期”的过来人，直觉告诉我形势再差，也不会差到那个时候的糟糕情况。
我还记得当年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写文书的时候抓耳挠腮憋了半天，最后吹了一同互联网技术如何能改变人类社会，自己又能如何参与其中。这十几年间，我也算没有违背自己当年初衷，一直在这个行业中，而且见证了中美的互联网发展，以及由此驱动的各自社会形态变化。
其中有一点我一直很乐观，那就是现在的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全世界互联互通，这种超越个体的技术力量形成的全球网络是无法打破，是不可逆的，也不会因个人意志而改变。世界不会也无法回到孤立、封闭的状态。
而作为个体，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中尽可能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今天出国的留学生和十几年前的我们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
当年我们这一代，出国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工作和收入，留学很大程度依赖于奖学金。
现在富裕的一代留学生，没有太多养家糊口的压力，更多的是为了拓展个人视野、丰富阅历；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自己未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而把握住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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