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本周一（11月14号）开始，美国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开始了研究生和博士后大罢工。UC全部十所大学的四万八千多名“学术打工人”参与其中，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
我所在的伯克利，大家“占领”了校园各处进行宣传，研究生助教们停止了本科生课程的答疑、作业批改，研究助理们大多停下了手头的项目，不再去实验室或向负责的教授更新进度，部分博士后也参与进来。目前工会代表和学校的谈判还处在僵持状态，罢工没有停止的迹象。
作为这场罢工里的一个普通参与者，我感觉和身边的同学一起在混杂着的情绪中度过了历史性大罢工的第一周：愤慨、新奇、感动。
罢工第一天，上千名伯克利各院系研究生在学校行政主楼前集会示威（章正元 摄）
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学校付给研究生的工资太少。美国的学术体系中，博士生更像一份“工作”，学校为博士生免除学费、支付医疗保险外，还要支付一笔足够温饱的工资。学校的正常运转也严重依赖于博士生的劳动——很多教学和科研任务都由博士生承担。
博士生们有着二重的身份：既是学生，也是和学校签订工作合同的雇员。彼此的“默契”是，这笔工资不会太高，一般远低于市场薪资水平，但至少要能维系正常生活，让博士生不需要外部资助也能完成学业，然而这个平衡在加州大学已经被打破。
一位抗议的伯克利学生举着牌子：“我应该去上斯坦福的”。伯克利、斯坦福两校是著名的“对手学校” ，伯克利学生只有对学校表达极度不满时才会这样说（洪玲 摄）
我身边的博士同学工资普遍在一年二三万美元左右，最高的不过四万出头，但近年来加州的生活成本飙升，尤其是疫情后的通货膨胀让大家入不敷出。加州大学系统十所大学分散在加州不同区域，根据MIT的一份研究，其中五所的所在地基本生存工资在每年五万美元以上：旧金山六万四千，圣克鲁茨五万七千，圣芭芭拉五万三千，尔湾五万两千，伯克利五万。
大家感受最直观的是租房价格。在伯克利，即使与人合租或住学校宿舍也在每月两千美元以上，甚至是没有独立房间、住在客厅的“厅长”也动辄每月一千多美元。一般认为房租占收入的30%才是相对可持续的收入水平，身边同学拿着学校的工资交完房租之后几乎都所剩无几。至于就读期间成家生孩子的同学，生活则完全难以为继。
这次工会提出的口号是争取博士生底薪5万4千美元，博士后底薪7万美元，以及取消州外学生附加学费等一系列条款。
研究生工资少，是因为学校太穷吗？恐怕未必。我在古典学系教书的博士生朋友章正元做了一张海报，用两个数字形象说明了校方的剥削：1.4%和70%。全体研究生工资支出只占加州大学系统预算的1.4%，在年度财报上因为占比太小甚至无法在饼形图上找到。这甚至低于学校每年的电费支出，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还不如学校的路灯值钱”。
另一面则是巨大的工作量。加州大学作为公立大学，本科生群体庞大，以投入的时间计算，研究生们承担了教学任务的70%。例如将伯克利和私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对比，伯克利的本科生数量是哥大的五倍以上，研究生人数却只有哥大的二分之一。我认识的很多从私立大学毕业来伯克利读博士的同学，都对理科基础课动辄数百人乃至一二千人的规模感到震惊。这样的大课上，学生自然不可能期待那一位主讲教授解答所有人的疑惑，所有具体的作业、答疑、考试工作都由研究生承担。不少私立学校博士生只需教一两年的课，在伯克利教三四年都十分正常。每门课的工作量也极为繁重。数学系的博士生梁元溥告诉我，他这学期担任微积分课程的助教，一周之内判了一千多份卷子。
大家的不满情绪早已酝酿许久。随着2018年学校和研究生们签订的四年合同到期，矛盾终于爆发。工会十一月初首先组织了是否罢工的全体投票，加州大学系统下辖的十所大学四万八千名研究生和博士后中一共有三万七千人投票，参与投票的人中98%支持罢工。罢工也就此拉开帷幕。
罢工对所有人都是新的体验，大家在“边做边学”中开始了这一周。
除了遍布学校的横幅、标语，校园里最显眼的就是人群聚集处设置的“纠察线”（picket line）。各类罢工中都会设置纠察线阻止其他工人进入工作场所，校园里工作场所就是各个教学楼，但纠察线不会真的阻拦去上课的同学，更多是为吸引关注。
纠察线上，除了敲锣打鼓宣传罢工策略，大家组织了各种好玩的活动。我常去的纠察线有两个，一个在靠近校园南侧的绿地，主要是法学院、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建筑学院的同学，熟悉的朋友多，大家跳呼啦圈、野餐、唱歌，甚是热闹，竟有一种草地音乐节的感觉。另一个是我自己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所在的学校北大门纠察线，这里靠近交通要道，重点在喊口号吸引过路的行人及汽车声援。据我观察，同样身为“劳动人民”的司机驾驶的车最不吝惜支持，快递送货车、卡车、公交车经过时，都会长时间鸣笛支持学生的罢工活动——绝无“家丑不能外扬”一说，恰恰是要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争取支持。
这样的纠察线一共十个，山下的伯克利校园七个，山上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三个。绿树成荫的校园里一路走过去，都在吹拉弹唱、下棋打牌，比平常更热闹。
伯克利校园内的一处罢工纠察线 （洪玲 摄）
“我们不要苦大仇深地罢工，我们要高高兴兴地罢工，这也是一种庆祝，庆祝我们是劳动者，劳动者最光荣。”这次罢工国际学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社会学系博士生张跃然和我说。
罢工以来，我和中外同学数十人交谈过，虽然对罢工走向、谈判进展看法各不相同，也有人不参加罢工，但倒是没人担心参与其中会遭到学校的打击报复。原因在于，一是这次罢工的参与者众；二是这次罢工是和政府报备的合法罢工，学校任何形式的报复都将严重违反联邦法律，具体来讲，就是违反全国劳资关系法（NLRA）第七节。同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加州教育雇员雇佣者关系法规定：学校不得歧视加入工会或参加工会活动的学生或雇员。根据美国法律，移民局和使馆亦不得询问国际学生及雇员参与罢工的情况或以此为签发签证的依据。
虽无法直接强力打击，但校方自然希望罢工尽早结束，因而转向教师施压。章正元告诉我，罢工开始的前两天，古典学系的某位拉丁语课老师突然要求几位助教提前上交这学期的本科生成绩，有证据表明这是直接收到了学校的指令。因为这是在罢工正式开始以前，研究生们不得不听从指令，否则不受到法律保护。但他们也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告”老师，表明他们是被迫上交，此刻的成绩并不完整，不宜用作最终成绩评定。
伯克利校园北门纠察线（洪玲 摄）
也有许多老师不顾学校反对，直接对罢工表示支持。社会学系的著名教授Michael Burawoy就向本学期选修社会学导论的本科生发去一封言辞恳切的邮件，号召大家支持罢工、支援研究生助教：“（参与这场罢工）是你们能从这门课中获得的最好的教育——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资本主义大学是如何运作的......也许你们会忘记课上所学，但你们会记得为大家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助教们！”Burawoy教授以课程主讲教师的身份明确表示，罢工正式结束以前，他会配合助教停止登成绩，恳请本科生们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研究生们手里为数不多与学校抗争的筹码。
更多的群体也在参与进这场罢工，比如许多邮递员就停止向加州大学寄送邮件，学校工地上的工人则在同学的呼吁下停工。他们的声援行为受到其工作合同中允许“同情罢工” (sympathy strike)的条款保护。伯克利的本科生也在周五组织了“团结大游行”。
第一周的罢工以周五的一场大游行作为高潮结束：研究生和支持罢工的本科生、教师，浩浩荡荡从校园中心出发，游行至加州大学总校长迈克尔·德雷克（Michael Drake）在伯克利的豪宅前抗议示威——这栋房子由加州大学以公款购入，花费六百五十万美元。游行队伍有数千人，一度占据了伯克利市区的数个主要街道，受到沿途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伯克利校园内的骑行抗议队伍（洪玲 摄）
但根据我的了解，截止目前，学校还没有松口的迹象，只提出了一些远低于罢工目标的方案：例如工资涨7%，这个方案仍远远落后于通胀水平，没有被谈判代表接受。接下来的感恩节假期或许会给工会谈判代表和学校一个缓冲时期。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罢工将继续下去，紧接着是期末复习周和考试周，助教们继续停工，将真正给学校造成巨大压力。这次罢工的走向或许要再过数周才能明朗。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罢工背后是长达四年的组织。2018年学校和研究生们签订了“4333”的合同，即四年内工资每年涨幅4%，3%，3%，3%。即便从当时来看，这个涨幅也远低于物价上涨水平，对学生极为不利。因此，工会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罢工的准备工作。
这次罢工的另一大特点是国际学生群体的突显，尤其是中国同学做了相当的组织工作，社会学系博士生张跃然和物理系博士生吕源祺分别是2019年和现任的伯克利校区工会代表（head steward），数学系博士生梁元溥和其他各院系的同学也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国际学生的努力，工会这次把免除州外居民附加学费（non-resident supplemental tuition）作为与学校谈判的关键条款。
州外居民附加学费指的是加州大学对州外学生征收一笔额外学费，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研究生只要在加州居住一年即可注册为加州居民，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国际学生的歧视性条款。这笔每年一万五千美元的钱，或者由学生自己负担，或者由院系支付——因而这笔额外开销会导致院系在同等条件下尽量不招国际学生。最后的结果是，无论对国际学生还是院系，都是巨大的损失。把这样一个只针对特定群体的条款纳入到整体的谈判议程中并不容易，背后可以看出，国际学生在罢工中作用的举重若轻重。
伯克利校内一位抗议学生，讽刺学校管理层消失到了外太空（洪玲 摄）
伯克利的纠察线上，不时响起“最炫民族风”之类的中国流行歌曲，很多教学楼的建筑外墙也被粉笔写满了中文诗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游行中也随处可见中文标语，比如“团结一致”“抗争无罪”。
张跃然说，在说服大家参与时，只需要问大家最简单的问题：“你每月的工资多少钱？交房租多少钱？”很多人自然明白应当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如果有积极的，则鼓励他们去争取更多的中国同学。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转变。张跃然告诉我，在最初的说服工作中，一位同学曾直截了当地说"I want to be a free rider. （我只想搭便车）"——反正工会谈下来的合同会对所有人生效，那自己为什么还要付出时间精力参加？但后来在疫情期间，看到工会真的帮助解决了很多国际学生的难题，例如争取下来国际学生人不在美国时也可继续雇佣身份，这位同学渐渐成为了系里的积极分子，为工会组织工作做了大量的贡献。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种团结一致争取权益的气氛在国际学生、中国学生群体中原本是不多见的，罢工以来，很多人都说，最大的收获是在于“人的发现”：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质、发现同道。
周六恰逢伯克利、斯坦福两校橄榄球比赛。中场休息时斯坦福行进乐队摆出UAW的工会首字母缩写，声援伯克利研究生罢工。向来对斯坦福报以嘘声的伯克利球迷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作者供图）
罢工过程中，有同学提出灵魂诘问：“UC又不是没钱，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给我们钱呢？”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把我们当回事”，柿子挑软的捏。在加州大学，本科生招生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扩招多少、学费多少、学生族裔多样性如何，学校受制于加州政治环境的影响，不敢不从，而对一流教授，因为学校间争抢激烈，校方也完全以市场条件进行拉拢，伯克利校内年薪四、五十万美元的教授并不少见。只有研究生和其他“初级学术工作者”——博士后、无长期合同的讲师（lecturer），人微言轻，于是被百般压榨。早在2021年，伯克利的讲师们已经举行过抗议，并计划罢工，但在罢工开始前一刻，和学校达成了妥协。
罢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到年底，各类职位、研究基金申请的截止日期逼近，研究生们都有着巨大的压力。对于自己教的课，即使现在不判作业、不改试卷，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些工作要在罢工结束之后补上。所有参加罢工付出的精力都是额外的，并非真的可以借此休息了，但都还是在互相打气，因为这种能光明正大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自由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
排版：菲菲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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