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6岁的张爱玲和31岁的文学评论家庄信正在美国相识，
张爱玲1980年寄给庄信正的贺年卡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张爱玲18岁时就在《天才梦》里写道。
她从小就怕与人来往。1955年她35岁，旅居美国，此后40年里深居简出。
她与人交接，多靠写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给挚友宋淇夫妇的600多封信、给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写给庄信正的84封信。
庄信正是山东即墨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60年赴美念比较文学博士，之后留美任教。他比张爱玲小15岁，念本科时接触了她的短篇小说，自此成为“张迷”。
他们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相识，从此有了通信往来，保持近30年，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之前。
我们邮件向住在纽约84岁的庄先生发出了采访邀请，他表示戴助听器接电话不便，书面回答更清晰，一个多星期后，终于等来他的回复。
有关张爱玲的事他格外谨慎，翻查了资料才答，又过了两天，竟然还修改了一遍措辞重新发来。
庄太太的听力仍很好，我们在电话中聊了近一小时她对张爱玲的印象。
庄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克制慎重，和他在书信中表现得一样，关心却绝不谬托知己，也许正是因此，他和张爱玲能成为朋友。
为张爱玲介绍工作
张爱玲和庄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托他办事，比如托他联系教授写推荐信，因为她想申请大学的fellowship（学术奖金），翻译《海上花》；要么是请他帮忙查资料、借书。
庄信正在信中强调“有事弟子服其劳”，希望张爱玲不要怕麻烦他办事。虽然谦称是弟子，但久而久之，庄信正成为她在美国几乎最信任的朋友。
“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张爱玲1973年来信中说。
庄信正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时，她的丈夫赖雅正卧病在床。和庄信正一起同张爱玲会面的刘铭传回忆：
“Eileen 那时得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又无固定收入，所以叮嘱我们代她谋小差事……我穿针引线把Eileen 介绍给我在迈阿密大学的‘旧老板’，让她在大学当‘驻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张爱玲在迈阿密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因为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没有续约。
张爱玲的美国移民“绿卡”。证件显示她到美国的时间是1955年10月22日
1969年，庄信正打算离开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去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任教。上司陈世骧先生要他帮忙物色人选接补空缺，他转托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荐了张爱玲。
此时，赖雅已经去世。张爱玲平时生活简朴，只要收入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即可。“想找个收入奇少，工作也不多的小事。”
讨论之后，她接替庄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这样可以尽量多留时间从事创作。她通常下午才去办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习惯。
这个职位的薪水、手续，都是由庄信正接洽的。不过，张爱玲在这个职位上只工作了两年，就被陈世骧先生解雇。
解雇的直接原因是对张爱玲写的专题论文不满意，论文庄信正和夏志清都看过，“确是类似笔记，长度也不够（发表）”。
但另一方面，庄信正也清楚，离职是因为张爱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异：陈世骧先生好热闹，张爱玲却喜欢一个人呆着的清静。
离开加州大学之后，张爱玲就再没有出去工作过，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税。
帮张爱玲找房子
1972年，张爱玲离职后没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较暖和的洛杉矶。于是托庄信正帮忙找房子。
庄先生找到一个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莱坞区与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条小街内，交通很方便。
帮张爱玲搬家，是庄太太杨荣华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作家，“看文章觉得她那么时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时候，会给我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她非常不能够照顾自己，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家里面整个安排，都没有比较舒坦的感觉，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想要帮她，又不知道怎么帮。”
庄太太至今能记起很多细节，“她很注重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我们聊了聊搬家的麻烦，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块淤青的伤口，她几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着解释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脚，绑行李时被绳子勒破了。”
自此开始，她在洛杉矶一住二十多年，从未离开市区，也没有去任何地方旅游。
张爱玲1988年寄给庄信正的贺年卡，她写着：我觉得这卡片上的雪景特别逼真
庄信正夫妇去她家做客，发现“她的客厅里，除了小型电视机，没有其他摆设，也没有书架，她忙着张罗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凑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说着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脚乱。”
她在这个房子里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间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为不能忍受公寓里不断出现的各种虫子，决定搬家。从此之后，她开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她就觉得有蚤子纠缠咬啮，于是东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虫患，甚至有段时间天天搬家。
这时，她写信给庄信正，怀念他给她找的那间房子，“你们俩给找的房子虽老，住了这些年也无事，再走过那条街还有点难受，想着I was happy here（我曾经在这里很快乐）。”
26岁的张爱玲
张爱玲多次说自己有“privacy cult”（隐私癖）。庄信正夫妇帮她搬家时，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员，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话多，不住向新房客问长问短，张爱玲一本正经地告诉她：我不会说英文。
有两年样子，她和庄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矶，离得不远，但张爱玲和庄信正依然是书信往来。经常有人想通过庄信正拜访张爱玲，也都失望离开。
庄太太回忆：“（搬家）安顿停当之后，张爱玲很含蓄地对我们表示：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意思自然是谢绝来往。”
和人来往，会加重她的创作焦虑，搬家之后她来信中写：“我这样长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下去，不用人提醒，自然也是心里一个结，忧煎更影响工作，成为vicious circle（恶性循环）……像你们即使见了面不提，我也无法忘记。”
张爱玲遭遇“虫患”之后，几乎是独自在作战，也不想别人知道。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为1961年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深入介绍张爱玲，她才重新被注意，变得炙手可热。但是关于虫患，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里却写得非常简短，因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边来往的人很多，张爱玲曾在信中写“志清事无不可对人言”。
夏志清说：“她躲虫患那段时间，三年没有给我写信，倒是一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
每一封信，张爱玲都会问候庄太太，后来有了孩子，也都会问候两个小孩。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
有一次，庄信正在信里提了一句自己的两个孩子开始近视，要配眼镜，张爱玲那时正遭遇虫患、身份证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却仍旧在信中提醒庄信正，近视可能是遗传。
“像我五六岁就已经看不清楚电影，与看书光线等等无关。不知道你跟荣华的父母有没有近视的，可能跳掉一代。”
张爱玲送给庄信正最好的礼物也许是两本书。1970年，庄信正刚认识台湾女孩杨荣华的时候，请张爱玲签名寄了两本书给她。
荣华也是一个“张迷”，张爱玲是当时台湾最畅销的女作家。这件事几乎是两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请张爱玲帮忙，后来他和杨荣华在1971年结婚。
1974年，庄信正夫妇要搬离洛杉矶，向张爱玲告别。她回信中写，“我当然非常怅惘，尽管地方远近于我似乎没什么分别。”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请他们走之前来家中一聚，这晚，张爱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册和他们分享，彻夜长谈。
庄太太回忆：“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旧得脱了线，除了年幼的家庭照，占最大篇幅的是张爱玲自己及炎樱的艺术照，还有很多她母亲与姑姑在欧洲的照片，非常时髦。现在我还记得她讲述的状态，她回想那个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后，庄先生和太太赶在商店开门时买了一本新的相簿，请管理员转交，从此他们离开了洛杉矶，再没有机会和张爱玲见面。
摄于1962年，回香港的证件照
到晚年的时候，张爱玲甚至怕收到信，因为回信费时费神，“我写信奇慢，一封信要写好几天。”
庄信正也早已发觉，“我想，除非不得已她总避免写信。”
在庄太太杨荣华眼里，自己的先生能和张爱玲成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关。
“张爱玲已经那么有名气了，跟她接触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没有这个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谢信正，他也没要，每次都是要帮忙就帮忙，不图什么。”
庄信正拜托在洛杉矶的朋友林式同照顾张爱玲，林式同替张找好房子后，她请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别人，没想到他连庄信正也不告诉。
张爱玲在1988年9月给庄信正的来信里写，“林先生答应代保密，会认真到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实在难得，我真感激。”
林式同替张爱玲找的公寓，她在此生活到最后
1992年，张爱玲给只见过两次面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遗书，让他当遗嘱执行人。
如果没有庄信正，林式同跟张爱玲根本没有交集。可以说，张爱玲对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对庄信正的信任。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收录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庄信正没有寄出去的信。当时他正在编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选》，之前信中和张爱玲商量她的作品选哪篇，没想到张爱玲却委婉拒绝了入选。
庄信正认为选集中没有张爱玲，是个太明显的缺失，于是这天写信向她进一步恳切陈情，已经写了近千字，“没写完却觉得这样会使她更加不安，于是停笔，但（信）至今还保存着。”
纵观两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庄信正以分寸显诚挚，洞若观火的张爱玲对这一点是很感激的。她最后一封来信的结尾这么写，好像一个总结：
“你们一家使我想起John P.Marquand书中的一句：‘In the end everybody gets what he deserves（每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久已不信‘善有善报’的近代人有点诧异的发现，所以给人新鲜的感觉。”
如今，庄信正先生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书上。家里堆满了书，都快装不下了，凡是与张爱玲有关的新出版的书籍他都会看。
因为出版这本通信集，他重新检视从前的来信，不免记起当年与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话来。
如“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1950年代，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课外常常去找夏济安先生请教；听他谈到张爱玲。
他说近代中国三大小说家应该是鲁迅、张爱玲、张恨水。这使我非常惊奇，没有想到他把张爱玲和张恨水看得那么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时候在台湾买不到张爱玲的书；我应该还是从夏先生那边借到香港天风出版社重印的《传奇》增订本，书名改成《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欢的蓝色。
看了以后真是开了眼界，居然有人用这样超卓的笔法描写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对她的推重。到现在，我始终觉得《传奇》的艺术价值可以媲美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过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系主任问我推荐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写信约夏志清先生，结果他已经做了别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后经他辗转介绍，请到了张爱玲。
研讨会开始前几分钟，其他人都到齐了，还不见张爱玲踪影。福伦兹先生（系主任）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更急，进进出出地梭巡着。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事实上并未迟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来不快不慢，很从容；有点像男人。
那天张爱玲主要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的英语带英国口音，幽默起来若无其事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研讨会之后，我又和同系刘铭传去学校附设的旅馆，求见张爱玲。印象里老觉得她恃才傲物，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这次匆匆拜会，成为我和她三十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
张爱玲手臂受伤时给庄信正写的信，字迹和平时的圆融舒爽不同
我是很相信缘分的。我在书里提到英文“serendipity”这个词。意思是运气好，出门走在路上常常捡到恰巧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同张先生的交谊就是这样的机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真是万幸！
我们三十年的交往中，无论是见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气，像她那一代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
她看出我对她因敬仰而紧张，仿佛特别温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过几次饭，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顿，印象很深刻；后来在陈世骧先生家，可能有两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个朋友看表演，也请她一起去，居然她答应了。
摄于1966年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矶。但是很怀念伯克利，路也不远，所以常常回那边去。碰到她方便，就会约我在别人下班以后去她办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这是殊荣，很紧张。谈话时我很当心，随时注意她会不会表示要结束，没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场而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她很随和地听着，答应着。最可惜的是那时候不记日记，第二天也没有立即记下她谈话的详细内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个铜币要送给我，说是王莽时候的“布”。我受宠若惊，但是没有接受。那铜币有一边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确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过的。
年轻时，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
年轻时她很讲究衣着，甚至被讥为奇装异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就很朴素了，没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简单。喜欢甜点，饮食不够平衡；这可能影响她的健康。
至于住处，她始终力求方便简单，家具越少越好，只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附近有公车，有没家具都行，壁橱、街景、树木都不必要……
她对日常生活很像美国作家梭罗的态度：simplify，simplify（简化、再简化）。我是个省吃俭用的人。这种地方确实受过她的感染。她宁愿买廉价而简单的家具，对于我后来不注重房内摆设的习惯有直接影响。到现在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经用过的纸的时候，也会想到她。
1973年，我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
“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她这几句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照记》中张爱玲的母亲在欧洲
1974年，因为工作变动，我们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纳，我写信向张爱玲辞行。她来电话约我和荣华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们按时到达，敲门却无反应，女管理员说看到她外出，叫我们在楼下交谊厅稍候。过了半小时多她回来了，原来把约定时间记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从八时谈到清晨三点多，这是我同她第二次彻夜长谈，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之前在电话里嘱咐我，带上我们的家庭相簿。张爱玲极有兴味地听我们一页一页解说相簿照片。然后没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给我们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对照记》（注：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没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该是都收了。
她从小就怕与人来往；我在《通信集》谈到过。在上海的时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亲戚。到美国就不一样了。
她在加州大学工作的时候，陈世骧先生是她的上司。陈先生一生爱交朋友，晚年更是越来越怕独处，张爱玲同他之间似乎起初便尽可能避免来往，给他的信托我转交。
陈先生和夫人膝下无子而都好客，家里聚会很多，然而从小就怕应酬的张爱玲当然视为畏途。
有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不久前去陈府，陈先生指着在座的几个客人说大家就像个大家庭，她回说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后看起来孤孤单单的，她却正喜欢独自一个人生活。到了最后，不接电话，连通信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有别的名人——例如电影明星嘉宝——像她一样，宁愿离群索居。
1961年，在三藩市家里，能剧面具下
她初到美国时，《秧歌》英文版刚刚出版，很受欢迎。她可以趁热打铁，在英文创作方面进一步求发展。
但是后来回头写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国人就不那么欣赏了；美国不但读者大众，连书评家也有偏见，而且追随时髦。
在美国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个博士学位。她的名气起初专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专为作家所设的文艺营没有继续奖助她，各大学的写作班老师和驻校作家只找当红的。
她在加州大学被解雇，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她那时候银行里只有几万块钱存款，此外没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几乎靠卖文为生，从来没有宽裕过。她对自己的财务安全念念不忘，竟至于每年不惜花很多时间亲自填报所得税。
《海上花》剧照
张爱玲可以说全是为了写作而活着。她的小说不一定一写出就发表，所以多产期、低产期往往不很容易划分。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显然因为工作而影响了创作。她去世后接连有好几部中英文长篇小说出版，都是生前不断修改或者重写过的。
《海上花》她从1967年开始英译，锲而不舍，到1980年9月27日来信说，终于“大致译完”，“至少要自己打一遍，但是因为失眠症，昼夜颠倒扳不过来，晚上打字怕邻居嫌吵，进行慢得急人。”同样可以说“十年辛苦不寻常”了。
夏先生常说她的英文有点“怪”，意思可能是有点“硬”。张爱玲高中开始才认真学习英文，难免如此。她的英文是从书本里学的，带书卷气。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里夸赞她的英文，我也同意这个美国人的意见，觉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张爱玲在签赠庄信正的《红楼梦魇》初版里做的增补校正
她一生离不开看书。我几乎每天逛书店，看到合适的书就会寄给她。寄书的取舍标准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红楼梦》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里多次谈到祖父母，对他们可以说是不但恋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兴趣浏览的书，往往选雅俗共赏的小说、传记，或报道文学。
她信中主动提到想看一本讲英国勋爵杀妻疑案的小说，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听了书名是叫《白色恶作剧》，但发现坊间很难买到，又特地向张北海（作家）借来寄给她。
张爱玲画作：《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和言子夜
从1955年10月来美，她因写作和工作而时常迁移。离开上海以后，她仿佛就没有归属感了。到处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后一次从好莱坞公寓给我写信，因为虫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来信说，“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觉得事不宜迟，与夏志清先生通电话后决定托我在洛杉矶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顾她；当晚打电话给他，他是学建筑的，不知道张爱玲是谁，但立即满口答应。
张爱玲去世后，林式同作为遗嘱执行人写给宋淇夫妇的信
1994年10月，是最后一次收到张爱玲的来信：
我这些时一直是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没心思写信，只看报看电视，impersonal & relaxing，避免personal contact，所以连你的书都没看，只翻了翻，知道是写往事，就会心地微笑——
1995年9月7日，我从台湾去香港，打电话给宋淇先生，邝文美女士说他们夫妇都在生病，不能同我会面；谈到张爱玲，他们也很久没有她的音讯。
8日下午，忽接荣华电话，说张先生被发现死在公寓床上。我立即再电邝女士，她也刚听到消息，当然极为悲痛。
10日，在书店买到《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四次印刷）和《李鸿章家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已经不能给她用了。
她是个天才。不但小说，散文中也常常道人所未道。例如《流言》中谈画、谈音乐的文字都充满独到的见解，使人一边看一边赞叹不迭；我看她谈塞尚时便是这样。
她对于张恨水和当时上海被贬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和《歇浦潮》等的欣赏，就是她的天才的一种显现。
现在美国这边知道张爱玲的人更少了，但是还是有会看书的人欣赏她。
“纽约书评丛刊”（New York Review Books）附设的出版社，先后出过她三本小说的英文版。第三本《小团圆》（The Little Reunions）是去年出的；《纽约时报》还登过书评。
一个作家首先当然要看她的作品。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说家。
她的作品，尤其是《传奇》和《流言》，都是第一流的，绝对可以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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