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的经济表现，不仅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议题，一直以来也牵动所有普通百姓的心，因为这势必影响到所有人的福祉，乃至是他们的人生规划——当有机会迁移时，哪里可能是更好的希望之地？
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的变迁，或许就能让我们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有些省份在爬升，而有些则明显掉队了。虽然历史记录并不总能预示未来，但像这样的长时段变动不是偶然的，它势必伴随着一些结构性变动的趋势。
虽然像这样的测算都需要复杂多维度的评估，人均GDP本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但如果只能选取一项指标来衡量当地人均的经济产出状况，这还是最可取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各省GDP、年中人口数，我制作了一张表格。之所以截止到2019年，是因考虑到去年疫情之下经济表现的异常，而2019年也是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对各省GDP数字都重新进行权威校准的一年。
表上的数字，是基于全国平均值的相对值（如北京2019年时232%，也即北京这一年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32倍），人口增幅是2019年相比2000年的增长比例（全国平均是108%），而末尾的加权数字，即在考虑到该省市区的人口增幅之后，其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快了/慢了多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标黄色代表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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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不同省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很大：即便不考虑京沪直辖市的特殊性，最富裕的江苏（相当于全国平均的174%）是垫底的甘肃（全国平均的47%）的3.7倍。
相比起来，2017年美国各州人均GDP最高（纽约州，77943美元）和最低（密西西比，37434美元）差距是2.08倍；日本各都道府县更均衡，2016年东京都也只是最低的冲绳县的2.35倍，撇开首都，则最高的爱知县仅是冲绳县的1.60倍。这还不考虑到日美的一级行政单位较小，如果中国以地级市为单位，那人均GDP拉开的差距将以两位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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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京沪2000年的人均GDP都达到全国平均的三四倍，上海一度是贵州的10倍以上（事实上，改开之前，上海的优势更遥遥领先），直辖市之外最高的浙江也是最低的贵州的4.9倍；但现在，这种落差已经在收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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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减小，除了产业转移、结对扶贫等一系列举措之外，还有一大因素是人口迁移。很多人误以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所致，但其实是因为长久以来，人口未能随经济要素同步集聚。
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外（重庆其实是一个省），这些年里广东、浙江、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人口增长明显，只有江苏比较特殊。内陆各省份的人口增长，多不及全国平均值（108%），意味着人口外流，长久以来的人口过密化得到了疏解。
随着人口外流、交通瓶颈打通，加上其原本基数较低，增长空间大，内陆很多省份的人均GDP都有强劲的提升，而上海等发达地区要在本已较高的基数上提升则更难，这使原先沿海/内陆的失衡局面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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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内地差距缩小的同时，南北差距却在拉开。这充分表现在：除了上海、天津这两个直辖市的特例之外，这二十年里8个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国平均的省份，竟然无一例外都位于北方。
在这二十年里，南北方的大部分内陆省份，人均GDP都有大幅提升，但如果深入来分析，其实内在的机制是颇有不同的。
北方各省并不是没有增长，只是这增长幅度赶不上全国平均，于是在这向前奔跑的阵型中逐渐脱线了。
2000年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0个省份，北方占了一半（北京、天津、辽宁、山东、黑龙江），到2019年就只剩京津两大直辖市，东北两省被湖北、重庆替换，而山东也已低于全国平均值0.34%。
东北三省明显是最大输家。在1952年后的许多年里曾是全国各省GDP总量第一的辽宁，这二十年间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慢45%，吉林-39%，黑龙江则是全国最严重的：-54%，一下子从高于全国平均值，掉到了仅及一半，排列各省倒数第二。
河北也同样严重，到2010年还能相当于全国平均的93%，但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加速下坠——山西、内蒙也是类似，只是2000-2010年间它们一度还能依靠煤炭开采拉升，内蒙过山车一般的数字尤为戏剧化，也可见其经济受到大宗矿产品的影响很剧烈。
内蒙这些年拉动经济主要靠煤炭开采、新能源等，打造“风电之都”，大型能源项目往往与草原农牧景象一起，堪称中国式的赛博朋克风
当然，某种程度上天津也是类似，但由于天津（其实也不仅天津一地）那些年里的GDP数字水分很大，如果将2019年之前的数字挤水分之后，可能它的降幅没那么严重。
乍看起来，西北各省区反倒是较为乐观的：除了新疆特殊情况之外，陕西、宁夏、青海都还好，甚至甘肃波动也不大。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北各省人口不多，因而国家投入的一些大项目（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能很有效地拉升当地GDP。
这其中最惊人的例子，就是陕北榆林的崛起。1999年榆林GDP仅79.86亿，排在全省第七，但第二年撤地设市，到2019年经济总量已达1999年的51.8倍，跃居全省第二，所占比重也从5%提升至16%。并且，这一狂飙突进仍在继续：2000年上半年，榆林的经济增速排全国第一。
但这背后的隐忧在于：这样的GDP增长，往往是依赖采矿、重化工等大项目上马，见效快、拉动明显，然而却未必能形成本地社会经济的有机增长。实际上，这正是东北、山西、内蒙曾走过的老路。
陕北榆林这些年经济大爆发，主要依靠煤炭开采等重工业，建立煤炭交易中心，涌现出一大批煤老板
这与南方的景象大异其趣。东南沿海与内地之间已逐渐形成一套市场化的分工，在产业迁移的同时，也吸引着内地的劳动力迁移。这样，一部分劳动力外流，缓解人口压力，而留下来的人则相对提升了经济产出。
在这一结构性变动中，率先得益的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安徽+35%，江西+28%，湖北+25%，重庆+41%，四川+17%，但最惊人的是贵州，+79%。
不可否认，贵州的增长有其特殊性：直到2010年，贵州的人均GDP都是全国垫底的，大量人口外流到珠三角打工（2014年底贵广铁路的开通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贵州的开发也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特别是在大力打通交通瓶颈上。早在2012年，贵州的政府债务负债率就已高达70%，高于国际警戒线（60%），很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其中的隐患，但眼下来看，这的确打破了贵州原先的困境。
当然，不是所有南方省份的表现都好，例如广西就很波折，作为沿海省份，如今已被贵州反超，排名全国倒数第三。虽然紧邻广东，但彼此人均GDP相差竟达2倍以上（广东省内各地也极不均衡）。在华东，江西虽然乍看表现还不错，且地理上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却不能像安徽那样主动对接融入，如今也已被安徽反超。
回溯历史来看（参见视频：1952-2019年间各省的人均GDP），直至改开之前，国内最穷的各省都有一个基本特征：人多但工业落后。像东北这样原本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又有大型重工业基础的省份，在当时就占尽风头，而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则是无数农业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
市场化机制和大力发展的交通打破了这个旧格局，人走出去了，产业引进来了，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反而因为迟迟难以适应快速变动的市场，陷入困境。直到2010年，西南各省按人均GDP来计算，仍是全国各大区垫底的，但十年后则轮到了东北。
在这一意义上，确实就像有些人说的，河南可说是“北方的南方省份”，因为它虽然地处淮河以北，但经济发展模式却更解近南方各省的路径：密集的人口和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缺乏工矿资源、原本工业落后；通过社会经济的内驱转型升级，实现有机增长。不夸张地说，这些年里河南的经济表现可说是“北方之光”。
对比山东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山东的人均GDP在高峰的2005年几乎是河南的两倍，但如今增长乏力，河南已接近山东的8成。其实本来，山东、乃至河北，也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受制于自身的种种制度化因素，这些年里后劲不足，2015年河北还高于河南，不出数年已被河南反超。
当然，眼下的格局也还会变动，未来二十年还会有诸多变数，但在此不妨大胆预测下：人口和经济要素将在流动和集聚中走向均衡，但前提是不能过度干预这种流动性；沿海和内地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但南北差异有可能会拉大；东北、河北、山东等各省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变革，才有望扭转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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