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州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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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的经济表现,不仅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议题,一直以来也牵动所有普通百姓的心,因为这势必影响到所有人的福祉,乃至是他们的人生规划——当有机会迁移时,哪里可能是更好的希望之地?


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各省市人均GDP的变迁,或许就能让我们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有些省份在爬升,而有些则明显掉队了。虽然历史记录并不总能预示未来,但像这样的长时段变动不是偶然的,它势必伴随着一些结构性变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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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欢喜几家愁


虽然像这样的测算都需要复杂多维度的评估,人均GDP本身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但如果只能选取一项指标来衡量当地人均的经济产出状况,这还是最可取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各省GDP、年中人口数,我制作了一张表格。之所以截止到2019年,是因考虑到去年疫情之下经济表现的异常,而2019年也是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对各省GDP数字都重新进行权威校准的一年。

表上的数字,是基于全国平均值的相对值(如北京2019年时232%,也即北京这一年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32倍),人口增幅是2019年相比2000年的增长比例(全国平均是108%),而末尾的加权数字,即在考虑到该省市区的人口增幅之后,其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快了/慢了多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标黄色代表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国平均

这样,我们就能很清楚地得出几个结论:

  • 国内不同省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很大:即便不考虑京沪直辖市的特殊性,最富裕的江苏(相当于全国平均的174%)是垫底的甘肃(全国平均的47%)的3.7倍

    相比起来,2017年美国各州人均GDP最高(纽约州,77943美元)和最低(密西西比,37434美元)差距是2.08倍;日本各都道府县更均衡,2016年东京都也只是最低的冲绳县的2.35倍,撇开首都,则最高的爱知县仅是冲绳县的1.60倍。这还不考虑到日美的一级行政单位较小,如果中国以地级市为单位,那人均GDP拉开的差距将以两位数计。

  • 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京沪2000年的人均GDP都达到全国平均的三四倍,上海一度是贵州的10倍以上(事实上,改开之前,上海的优势更遥遥领先),直辖市之外最高的浙江也是最低的贵州的4.9倍;但现在,这种落差已经在收窄了。

  • 差距减小,除了产业转移、结对扶贫等一系列举措之外,还有一大因素是人口迁移。很多人误以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所致,但其实是因为长久以来,人口未能随经济要素同步集聚

    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外(重庆其实是一个省),这些年里广东、浙江、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人口增长明显,只有江苏比较特殊。内陆各省份的人口增长,多不及全国平均值(108%),意味着人口外流,长久以来的人口过密化得到了疏解。

    随着人口外流、交通瓶颈打通,加上其原本基数较低,增长空间大,内陆很多省份的人均GDP都有强劲的提升,而上海等发达地区要在本已较高的基数上提升则更难,这使原先沿海/内陆的失衡局面得以缓解。

  • 在沿海/内地差距缩小的同时,南北差距却在拉开。这充分表现在:除了上海、天津这两个直辖市的特例之外,这二十年里8个人均GDP增速慢于全国平均的省份,竟然无一例外都位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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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与北方


在这二十年里,南北方的大部分内陆省份,人均GDP都有大幅提升,但如果深入来分析,其实内在的机制是颇有不同的。

北方各省并不是没有增长,只是这增长幅度赶不上全国平均,于是在这向前奔跑的阵型中逐渐脱线了。

2000年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0个省份,北方占了一半(北京、天津、辽宁、山东、黑龙江),到2019年就只剩京津两大直辖市,东北两省被湖北、重庆替换,而山东也已低于全国平均值0.34%

东北三省明显是最大输家。在1952年后的许多年里曾是全国各省GDP总量第一的辽宁,这二十年间人均GDP增速比全国平均慢45%,吉林-39%,黑龙江则是全国最严重的:-54%,一下子从高于全国平均值,掉到了仅及一半,排列各省倒数第二。

河北也同样严重,到2010年还能相当于全国平均的93%,但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加速下坠——山西、内蒙也是类似,只是2000-2010年间它们一度还能依靠煤炭开采拉升,内蒙过山车一般的数字尤为戏剧化,也可见其经济受到大宗矿产品的影响很剧烈。

内蒙这些年拉动经济主要靠煤炭开采、新能源等,打造“风电之都”,大型能源项目往往与草原农牧景象一起,堪称中国式的赛博朋克风

当然,某种程度上天津也是类似,但由于天津(其实也不仅天津一地)那些年里的GDP数字水分很大,如果将2019年之前的数字挤水分之后,可能它的降幅没那么严重

乍看起来,西北各省区反倒是较为乐观的:除了新疆特殊情况之外,陕西、宁夏、青海都还好,甚至甘肃波动也不大。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北各省人口不多,因而国家投入的一些大项目(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能很有效地拉升当地GDP。

这其中最惊人的例子,就是陕北榆林的崛起。1999年榆林GDP仅79.86亿,排在全省第七,但第二年撤地设市,到2019年经济总量已达1999年的51.8倍,跃居全省第二,所占比重也从5%提升至16%。并且,这一狂飙突进仍在继续:2000年上半年,榆林的经济增速排全国第一

但这背后的隐忧在于:这样的GDP增长,往往是依赖采矿、重化工等大项目上马,见效快、拉动明显,然而却未必能形成本地社会经济的有机增长。实际上,这正是东北、山西、内蒙曾走过的老路。

陕北榆林这些年经济大爆发,主要依靠煤炭开采等重工业,建立煤炭交易中心,涌现出一大批煤老板

这与南方的景象大异其趣。东南沿海与内地之间已逐渐形成一套市场化的分工,在产业迁移的同时,也吸引着内地的劳动力迁移。这样,一部分劳动力外流,缓解人口压力,而留下来的人则相对提升了经济产出

在这一结构性变动中,率先得益的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安徽+35%,江西+28%,湖北+25%,重庆+41%,四川+17%,但最惊人的是贵州,+79%。

不可否认,贵州的增长有其特殊性:直到2010年,贵州的人均GDP都是全国垫底的,大量人口外流到珠三角打工(2014年底贵广铁路的开通加速了这一进程);同时,贵州的开发也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特别是在大力打通交通瓶颈上。早在2012年,贵州的政府债务负债率就已高达70%,高于国际警戒线(60%),很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其中的隐患,但眼下来看,这的确打破了贵州原先的困境。

当然,不是所有南方省份的表现都好,例如广西就很波折,作为沿海省份,如今已被贵州反超,排名全国倒数第三。虽然紧邻广东,但彼此人均GDP相差竟达2倍以上(广东省内各地也极不均衡)。在华东,江西虽然乍看表现还不错,且地理上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却不能像安徽那样主动对接融入,如今也已被安徽反超。

回溯历史来看(参见视频:1952-2019年间各省的人均GDP),直至改开之前,国内最穷的各省都有一个基本特征:人多但工业落后。像东北这样原本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又有大型重工业基础的省份,在当时就占尽风头,而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则是无数农业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

市场化机制和大力发展的交通打破了这个旧格局,人走出去了,产业引进来了,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反而因为迟迟难以适应快速变动的市场,陷入困境。直到2010年,西南各省按人均GDP来计算,仍是全国各大区垫底的,但十年后则轮到了东北。

郑州的新城区:郑东新区

在这一意义上,确实就像有些人说的,河南可说是“北方的南方省份”,因为它虽然地处淮河以北,但经济发展模式却更解近南方各省的路径:密集的人口和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缺乏工矿资源、原本工业落后;通过社会经济的内驱转型升级,实现有机增长。不夸张地说,这些年里河南的经济表现可说是“北方之光”。

对比山东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山东的人均GDP在高峰的2005年几乎是河南的两倍,但如今增长乏力,河南已接近山东的8成。其实本来,山东、乃至河北,也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受制于自身的种种制度化因素,这些年里后劲不足,2015年河北还高于河南,不出数年已被河南反超。

当然,眼下的格局也还会变动,未来二十年还会有诸多变数,但在此不妨大胆预测下:人口和经济要素将在流动和集聚中走向均衡,但前提是不能过度干预这种流动性;沿海和内地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但南北差异有可能会拉大;东北、河北、山东等各省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变革,才有望扭转不利局面。

最后编辑于:2023/9/13 拔丝英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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