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家美国留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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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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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留学生家长们首当其冲的困惑是:到底需要给孩子准备多少钱?
  
先看看一个美国数学教授是怎么应付自己的大学学费的。我们学校秋季学期开学之前的例行教师大会,我在学校大礼堂门口碰见数学系的年轻教授Nicolas。“我这个暑假,可算有意义!”他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笑。“哪儿也没去,光在家拆房子了!”  
  
今年5月底,他在清理后院的时候发现了白蚁,这些要命的小虫子大面积入侵他的地盘,祸延厨房、餐厅和小客厅。结果,只能紧急拆房子,一晃就过完一个暑假了。
  
“我家阁楼也曾经被一窝老鼠占领过,”我顺口说。“后来干脆和Terminix(注:美国一家病虫害防治专业服务公司)签个合约,他们定期来检查,事情就简单了。”
  
“喂!和Terminix公司签合约,每年至少要交给他们四、五百块钱!那是税后的现金!”他撇撇嘴,不以为然。
  
“防患于未然,不比你现在又拆又建省钱啊!”
  
“道理是不错,可我不是上学期才还清了大学贷款,想要宽裕几天嘛……”他有些不好意思,紧接着感慨:“你们在中国可以不负债就拿到大学文凭,多幸运!”
  
倒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看着眼前这个憨厚的同事,念及他膝下还有两个孩子要应付,却才刚刚付清大学的陈年旧账,我简直要同情他了。
  
好吧,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送孩子去美国留学,家长要准备多少钱,这是个主观决定,我们不妨先看看客观数据。
  
国内某老牌留学培训机构发布的《2019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显示,被调研者中,意向留学生的家庭年收入“11-20万”(23.45%)、“21-30万”(16.43%)、“31-40万”(9.81%)排在前三位。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准留学生出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据说有些家长到最后不得不卖房卖车,还有全家三代人一起筹钱来付账单的。
  
那么实际需要的支出呢?将学费、住宿费及其他几个主要支出项合并,今年最新的,美国各州大学生年度总花费平均数,按学校类别排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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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校类别的差异、地区差异都考虑在内,一名国际大学生在校的每年花费最少也要三万美金。一个大学本科念下来,就是至少十二万美金。这样一笔钱,不要说对于国内的挣人民币的家庭,就算是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一笔不能算小的经济负担。所以,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里是有的,被称为“教育基金”的一种私人储蓄方式,各金融机构提供的模式不一,但都以专款专用为原则。家长们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定期定额在他们名下储蓄一笔钱,集腋成裘,供他们将来上大学用。不过,据说美国的父母都不为孩子们负担上大学的一应费用,任凭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以锻炼他们的“独立性”。屡有“专家”对这种硬性逼迫孩子只身闯世界的做法大加赞赏,似乎中国的父母都当见贤思齐。问题是,美国的家长们果真都如此狠心铁血吗? 
  

02

  

人到中年,才还清念本科时的学费贷款,Nicolas不是个案,我的紧邻Brandt夫妇也一样。Nicolas是黑人,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andt夫妇曾经是高中同学,同在田纳西的小镇里长大,同是苏格兰血统。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各自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总收入有限,无法负担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
  
也有人把族裔扯进来谈论这个问题,说华人重教育,中国人砸锅卖铁也会供孩子读书。我曾经在纽约市立大学系统里的其中一所学校代过两年四个班的课。这所学校里华裔学生所占的比例比较大,都是来自东南亚各地或大陆的移民的后代。这些绝大多数只认得自己中文姓名那两、三个汉字的孩子们,基本上都靠自己打工挣钱、靠申请各项奖学金、助学金维持学业。他们的父母,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第一代移民,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美国19岁-22岁的年轻人当中,得不到父母经济支援的占四分之一,并非他们的父母都不愿意负担或刻意不负担,更主要的原因不过是简单得不得了的“无力负担”。不过,在美国崇尚“有教无类”,极力主张教育公平,以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体系里,只要想升学,肯用功,不会为钱所困而被迫辍学。
  
Brandt夫妇在高中时代开始谈恋爱,两个人都是天生的小学霸,相约一定要离开那个偏僻的小镇,到大城市里去上大学。“我很早就开始担心如何应付昂贵的大学费用,我知道父母无法帮到我。”Brandt太太说。
  
她的父母,小有几英亩田地,务农所得仅能维持一家七口人的日常生活。她一满16岁就出去兼职打工,能攒下来的钱也很有限。到高中的最后一年,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找学校的、社区的和政府的各种奖、助学金。不管数额大小,也不管自己的情况是否完全符合申请要求,找到一个申请一个。
  
“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两笔资助,其中一笔来自‘Wildlife Control & Prevention(野生动植监护)’基金会,数额比较大,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申请到的!”她笑起来,继续说。“这个基金会每年通过学校了解我的学习情况,确认我的成绩合格,表现良好之后,就定期把奖学金汇入我的帐户,为我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学费。剩下的三分之二,靠每年申请学校的低收入家庭助学金,也应付过来了。”
  
她的丈夫,Brandt先生更厉害,也不打工,就靠死磕功课,硬生生用优秀学生奖学金把四年本科念下来。当然,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了他们择校的范围。和大多数第一代大学生一样,这对夫妇都没能进入他们高中时代的梦想大学,而是在普通高校念完本科,再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念研究生,读完了博士学位。如今Brandt先生在大药厂主管原材料采购部门,三天两头去中国,Brandt太太则是执业的商业事务律师。
  
他们夫妇不能生育,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老三有严重智障,老大老二都被他们教养成了我们高中的学霸,先后考上名校。这两夫妇不仅包了学费,连生活费都一起包干了。Brandt太太说,“我们的经济条件比我们的父母好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就不用像我们当年那么辛苦。”——这种话语方式,和一个中国妈妈有什么差别?
  
我们时常随口标榜“中国人特别注重子女教育”,诚然不能算错,可将西方人都归到对面,认为人家不“注重”,不免失于武断。美国家庭中“鼓励孩子独立,培养他们的经济头脑”之类的理念,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仅以切断对孩子的经济支持来实现。
  
我们小区里,今年有五个孩子考SAT,包括我家老二。这几个孩子的老妈们当中,数Tracy最逍遥。她在我们邻近学区的小学教美术,说起去参观哪几个校园啊,怎么计划给孩子们开个毕业party啊,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一提孩子的学费,她立刻耸耸肩:“哈哈哈,不管我的事。”要知道,她家里明年要上大学的,可是一对双胞胎!
  
事实上她这个为娘的不管,不等于双胞胎没钱念书。其一,Tracy本人,以及她的众多堂表兄弟姐们,再加上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堂表兄弟姐妹,都从纽约州立的Binghamton(宾汉姆顿大学,公立常春藤)本科毕业。如今轮到一对双胞胎,自然以Binghamton为首选,既保持家族传统,又能拿到相当幅度的“忠诚校友级”学费折扣。如果双胞胎在择校的问题上乖乖听话,他们读完四年大学的费用并不高;
  
其二,Tracy夫妇都出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而家族庞大。尽管都算不上多富裕,父辈祖辈都毕竟不是一无所有。老人们在世之时,逢年过节都会给孩子们给一笔钱,过世以后,又留下遗产,统统存在孩子们名下的“教育基金”里。即便双胞胎都不肯选择Binghamton,直接落到他们父母肩上的经济负担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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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的所谓“不管”,实则是“不用管”。我的甲状腺专科医生也说过“不管”,“只是”在他儿子考上巴德文理学院之时,送给他一辆车,崭新的奔驰SLK250。他儿子开到学校去没几天就卖出去换现钱了,这算是管了还是没管?真正一毛不拔,完全甩手不管的有没有?也有。我的酒友,“Nostos”酒庄如今的大当家就是。他是希腊移民,酒庄年产数十种不同酒款的葡萄酒上万瓶,最低零售价每瓶20美金,他偏不给孩子半毛钱去上大学,认定了把儿女养到高中毕业已圆满完成为父之责。像他这种果然如传说中一般狠心的家长,并不多见,连他的亲兄长,我们商学院的教授,一提来便讥笑这个兄弟太偏执。
  
可见是否负担孩子们的学费,负担多少,与父母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富裕程度、孩子学费生活费用的总开销等诸多因素直接关联,并没有标准答案。有没有学费压力,不是一个大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的必要前提。
  
就国内的孩子们而论,他们作为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没有本土学生的地缘优势,申请到低收入家庭助学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愿意去打工,又受签证的类别所限,找到合法工作的机会少之又少。再加上应付繁重的功课之余,空余时间有限,实际上他们除了伸手回国去要钱之外,没有太多其他的选择。
  
所以送孩子到美国来上大学之前,国内的家长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财力不足,孩子又没有生猛到拿全额奖学金的,尤其要格外慎重。
  
对我自己家里小一辈的孩子们,我常常建议他们先在国内上大学,再考虑出国深造。
  
研究生出国留学,在获得经费资助的问题上,往往比念本科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到这个年纪的孩子们,自身也成熟得多,自理自立的能力更强。研究生还可以申请当教授助理(Teaching Assistant,以下简称TA)或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以下简称RA),协助本科的课堂教学或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这两大类资助的经费或来自于校方,或从教授的研究经费里支出,或由校内校外研究机构、专业团体、大公司的专项基金提供,其金额通常都囊括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用,至少也足以免除整个求学阶段的学费负担。

03


八、九十年代旅美的留学生数以千万计,能够得到家里经济支持的人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靠着TA或RA的资助完成学业。而我自己,作为这“数以千万计”当中的一员,当年却既不是RA,也不是TA,因为我不是就读理工科的“绝大多数”,我学的是教育。举凡教育、商科、法律、艺术一类学科的研究生,要想拿到奖助学金,国际学生的身份又让我们回到了几乎和本科生一样的劣势。
  
我当年就读的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是一所以学费昂贵闻名于美国高等教育界的私立大学,一年要修满24个学分,总计两万六千余美金。这种数额的学费,根本不是课余偷跑到校外去打工能够挣出来的。既然挣不出来,干脆不要去想——我打算去上学的时候,“钱”这档子事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理海大学图书馆 VCG
  
我更关心的是怎么准备TOEFL(托福)和GRE考试。当时,辞去了进出口公司的工作,闲呆在家里带老大的我,之所以想到要去上学,是被各种主观客观的刺激合围夹攻做出的一个突然决定。决定之后立刻开始做托福模拟题,整整三个星期不舍昼夜的死嗑之后,我上了考场。
  
成绩出来,我考了550分,正正压在学校要求的最低分数线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惹得身边一大把的中国留学生都笑,说理海好歹也是一所名校,托福成绩没有600分休想进来,你继续好好学习,再考一次吧!反正GRE不是也还没考吗,正好一起准备!
  
我看着自己那张TOEFL成绩单,琢磨了一上午。550分确实不高,和周围那些清华北大出身的学霸们确实不能比。可成绩这种东西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和谁比高低的,我已经达到入学的基本要求了,不是吗?TOEFL不过是一个英文水平的测试而已,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证明我的英文水平足以应付课业。你们这些人都说必须要600以上,你们又不是教授,凭什么认定550就不如600管用?这一转念,促使我当天下午拿着这份成绩单到学校,推开了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系的大门。
  
这一年,已是我到美国之后的第七年。那些学霸同学们,大多直接从国内的校园直接进入美国校园,我却被犹太裔老板们狠狠打磨过,没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我和系主任Cates教授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被他“有条件”录取。这个条件是,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A-(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至于自己脑门一热,满口答应下来的这个条件,后来会如何剥掉自己身上三层皮,我当时毫无概念。还有,“有条件”的录取还意味着在入学之前,我没有申请任何奖、助学金的资格。自己的那点儿积蓄,仅够支付两门课六个学分,此后我要怎么办,能怎么办,我也毫无概念。我这个人实在缺乏什么事情想明白了,理清楚了,再付诸行动的智慧和定力。那天回家的路上,竟然还小有几分得意,因为就凭着550的托福成绩,我很快可以上学了。
  
系主任同时也指定了我的指导教授,并为我预约了次日去拜见的时间。这位后来对我大有提携之恩的Hennings教授一见面就警告我,说本校本院本专业的硕士生培养项目,在全美排名第二,千万不要对系主任给我限定的入学条件掉以轻心。继而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需要钱,”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自己负担学费。”
  
“好,”他点点头,回答也相当简明干脆。“你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需要一个过渡期。下学期就选一门必修课,‘多媒体编程’。至于修这门课所需的4个学分的学费,我给你免掉。让你自己,也让学校看看,你和本专业是否彼此契合。
  
就这样,1998年春季,我从职场重返校园,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截至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为止,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而这门课没有教材,全凭教授在课堂里通过电脑上的实例演示来讲授。到期末,我拿到了这第一门必修课的A-。期间几乎让我吐血三升而亡的过程,不足为外人道,却尽数落在了Hennings教授的眼中。他因此免掉了我下一学期8个学分的学费,同时为我向系主任陈情,建议免除我的入学限制条件。随后,我得以进入商学院开设的国际学生暑期培训班去教书,又连续两个学期获得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都是因为有他大力推荐。
  
Hennings教授为我拟定完整的选课计划和毕业设计选题之后,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了。1999年暑假里,这位在专业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教育学院的院长,离开了理海。他所指导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被系里统一分派到其他教授名下。而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为我规划好的路线,高歌猛进,直到毕业之前,都没有正式去拜见过我后来的那位名义上的指导教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教书,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当时直接带来了前方不远处等着我的滑铁卢。
  
99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去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系里,院里,秘书们用十分平静而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所以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并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Hennings教授离职了,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系主任Cates教授这一年学术休假,代理系主任也不认识我。对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们如何推荐?事到如今再去求他们帮忙也无意义,我直接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Pennington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
  
我得到的回信,当然,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此时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和审批早已截止,且已发放完毕,爱莫能助。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一封三段式的典型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注不了册,连合法的学生身份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连夜给当时的院长原田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秘书打电话来,说Pennington教授约我下周四去他办公室,面谈奖学金之事。乌云密布的天空终于洒下一线希望来了。结果还没等见到Pennington教授,这一线希望已灿烂成满天阳光:学院的公函寄来,通知说我的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只管去上课就好。
  
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原田院长写的那封信,主题明确、措辞恳切、情感丰富,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 
  
这么多年以后重提自己念书的旧事,其实是想对国内的家长们说,孩子们到美国留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钱,而在于如何才能顺利毕业,且学有所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些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有些是自己惹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学会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无论有没有父母的经济后援。和钱的数字相比,进入大学阶段的孩子们更需要的是父母的精神支持,包括对他们自理能力、自立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的高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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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于:2023/9/21 拔丝英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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