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步摇
编辑/邱言
2月19日，据香港医管局数据，香港新增omicron确诊病例为7000余宗，过去七天之内，香港每日平均录得确诊感染病例3000余宗。而自2019年12月底开始计算截至2022年2月18日，香港累计录得感染人数为40700宗。
而近日，日本刚刚宣布对一都三县的管制放松，不再延长紧急状态。在全球尤其是欧洲国家已相继开放国境线的今天，亚洲中心城市香港不可能无动于衷。一直被视为与香港存在资本竞争的关系的东京、和新加坡也将很快开放。从香港的对标城市来看，香港无疑是落后了。
医管局公布的确诊病例地图，分布于香港各区
相信很多人不知道香港的城市slogan——The world city of Asia——亚洲的世界都会。在过去1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都是亚洲城市的领跑者，这座城市本来就有种自身的地位骄傲。而这几年，面对上海、新加坡、东京甚至深圳等周边城市的赶超，似有力不从心。
防疫战两年以来，闭关的香港一直保持较低的感染人数，直到最近两周才紧张起来。过去在内地的场景开始在香港上演。大批市民排队数个小时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医院无法容纳迅速增长的病例。虽然已立春，但相当多的患病市民被安排在医院的室外走廊上。
很多内地人士建议香港模仿内地的清零模式，尽快以强力措施压制这一波的疫情蔓延。但香港其实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实现清零？淮南橘淮北枳，深圳河不宽，但两边情况差异不小。
清零，甚至在概念上都很难阐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回答说：你要问“动态”二字很权威性的定义，对不起，真的解释不了。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去看，为什么香港清零困难重重？以下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下香港的清零困境。
密集的人口及其居住环境
2019年的数据，香港的人口密度为6930人每平方公里。因为香港存在大量的山地及林地尚未开发，实际人口密度要数倍于此。比如港岛的人口密度为19000人每平方公里。
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为16平米，很多家庭是两代共居乃至三代共居，且家中公共空间较低，故而香港市民的户外活动较多。大部分家庭不能保证人均一室，家中很难有专门用于隔离的房间，所以很多家庭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一人确诊，全家感染。
此外就是香港无法以彻底封锁小区或者街道的方式进行物理上的区域隔离。由于土地权系私有，很多独立住宅（house）出门即街道，这样的住宅完全无法隔离。一些小型公寓也是如此。
我十年前住在北角渣华道的嘉富大厦，全楼21层40户人家，总计住100来人，只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白天值守电梯以及公寓大门，晚上他就回家了。这样的公寓无法隔离，因为无法24小时值守，无法限制楼内居住人员的出入。
而且，增加隔离人员即意味着增加开支，而人员开支来自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又是全体业主共同缴纳的。——这就很正常了，任何人都不想自己多掏钱雇几个人来把自己关起来吧？
这类小型公寓通常没有自己的停车场，业主需要停在附近的公共停车场或街面停车位，再穿过街道或者天桥步行回家。也就是说，无法形成一个所谓的“闭环”。新世纪开始的十年来，私家车增多，新型公寓大厦才开始有地下停车场。
在港岛及九龙，此类公寓大厦非常密集，鳞次栉比的排列于街道巷弄，各自有自己对着街道的出入口。总不能每个出入口都放三四个保安人员吧，谁出这笔钱？也没有所谓的“小脚侦缉队”，香港的老人家都很忙的，没人会做这样的志愿者。
还有一些大型社区，居住人数在千人以上乃至万人以上，这类社区比较类似于内地的“小区”。为疏散方便起见，这类社区都有多个大型出入口，社区居民刷卡出入，安保人员也较少。而有些依山而建或者靠海而建的大型社区，干脆不设置小区出入口，也不设置小区围栏，直接在单元出入口设置刷卡门禁。
新界地区的独立丁屋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高校，香港的大学通常都不设宿舍，外地学生自行租房校外居住，也无法实现所谓的“封闭管理”。怎么封闭？中文大学和港大连个正经的校门都没有。中大在大学道的四条柱那个算正门，但没有任何围栏和有形的大门。坐东铁去中大，刷了地铁卡出了闸机就是在大学校园里了。
总体而言，香港的居住特征及产权特征，决定了港府无法对香港市民进行彻底有效的地理分区隔离以及家庭分区隔离。
医院及其体制
香港的医院过去两年间一直没有出现医疗挤兑的状况，直至omicron这次的蔓延，才有医院爆满的情况。医管局于2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局下辖的17间大型公立医院，多数医院在午夜时的病床占用率在90-110%之间。这说明香港已经出现医疗挤兑，公立医院不可能对出现的确诊病例照单全收。
而私立医院除了持牌的13间大型医院外，剩余的260余间私营医疗机构，大部分为比较专业的单科医院，比如牙医、骨外科、眼科、肿瘤科、妇幼专科等等，不具备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
医管局各所属医院并非由医院所在的辖区管理，比如我以前上班天天经过的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是一家综合公立医院，位于柴湾乐民道，但并不归东区管，虽然东区是香港十八个行政区之一，但这个行政区也只是因应区议会选举而划立的——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东区的区委区政府，即没有区一级的政权组织，没有立法权、司法权。
港府医管局对公立医院有管辖权、监督权，但也仅仅止步于此，医管局不能在专业领域对医院需要做什么进行具体的干涉或者所谓指导。私立医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自主权非常大的。愿意不愿意接收新冠病人，那是医院董事会的决定。
酒店以及产权问题
再来说隔离酒店的问题。由于酒店业为私营领域，港府无法干涉酒店，也无法透过行政命令指定哪些酒店为隔离酒店。现在的隔离酒店，均系酒店自己报名进入名单，无法强制。原因就是香港对私产的保护与尊重。换句话说，一家酒店，有权决定自己的经营范围、对象以及方式，政府无权介入。
特区政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三司十三局挺全面的，但相对来说，仍然是一个比较精简的政府架构。按照2021年的统计，香港人口750万，公务员总数为17.5万，俗称的“官民比例”为1:43，这个数据其实在西方国家，已经够让人瞠目结舌了，即便是英国这样被称为官僚主义滥觞的地方，官民比例已经到了惊人的1:119。
换句话说，香港政府是一个“小政府”。小政府的施政逻辑是，法律规定为政府义务的事务由政府去做，其余的大量事务都是民间做。这样的体制可以释放大量的活力与空间给民间社会，企业和个人更容易成长和发展。所以港府不可能有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因为集中不了力量。
比如前述的隔离以及医疗服务，这两项在内地人眼里看来不是什么难事，在港府那里就是天大的难事。医管局最近在竹蒿湾设立了隔离设施，有大约2200人在那里隔离。而来自内地的援建单位2月19日也在竹蒿湾破土动工，计划兴建约20000个单位的隔离设施。港府手上能够使用的最大资源其实就是土地资源及公共设施资源，至于行政力量，是完全没有的。
举例来说，港府无法征用产权登记为私人的医院、酒店、体育场、土地，给钱也不行，因为法律没有给政府赋予这样的权利。港府也无法要求小区雇佣三四倍于现在人力的安保人员检查健康码或者是值守大门，哪怕港府出钱也不行，事实上，港府连出钱的权利也没有，这是公帑啊。
其实清零隐含一个前提，即前方需要大量的执行人员，但在香港，人力成本无法覆盖如此规模庞大的基层动员。
但最重要的是，港府其实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实现全民防疫。早期的香港的健康码“安心出行”并不是实名制的，香港真正实名登记“港康码”在2021年的12月才推出，而且登记的人数极少。
“安心出行”推出的时候，规定就餐需要出示，不得不下载，但并不实名，只显示是否与确诊患者是否有接触，类似于日本厚生劳动省推出的“接触确认app”，非实名，可随时卸载。实名的港康码推出一个月后，即今年元旦时，实名注册人数仅为50万，占全部人口的6.7%。
此外，对于确诊的情况，香港卫生署只公布涉及疫情蔓延的地点，信息颗粒度细化到某一幢楼，并不对具体人员的情况公布，因为涉及隐私保护。更不要说公布行踪。
香港法律规定身份证须随身携带，警方有权在出示执法证件后查阅市民的身份证，但是除相关机构（比如入境处及银行）以外，任何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无权查阅市民的身份证。
整体而言，过去香港对于私人隐私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原立法局在1995年通过的《私隐条例》多年来历经多次修改，长达185页。任何个人隐私遭到入侵及传播，警方可依据《私隐条例》决定是否列为刑事立案。香港对隐私的保护，一来基于对香港营商环境的考虑，第二则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甚至前不久港府要求市民在3月底之前完成对手机号码实名制的登记，也引起民间的争议。
整体而言，判例法系对于普通人的权利保护以及隐私保护，其力度是非常大的。政府需要立法及修法，才可以这样的目的。而这个动作，对于香港而言，动静实在太大。
180年以来，香港其实形成了完全具备自身特色的城市管理、服务的体系，以及支撑这一套体系的相关的观念、实践以及专业主张。这是这个亚洲城市的一套软件，这套软件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香港特色。为什么香港在过去对标的城市是伦敦、东京、纽约，实在是因为香港在管理及服务上，无处不在的显示出一个全球性城市的底色。
综上所述，香港要达到清零的目标，自然非常有难度。当下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尽量逐步过渡到“日常自行检测，轻症自我隔离、重症医院医疗”的东京模式。在香港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要了解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了解香港的法律框架、社会心理以及文化传统。
请多给香港一点时间吧，也不要吝啬对香港伸出援手，祝愿香港早日挺过这一难关。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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