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上午一上班，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熊武政律师就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位书记员的告知，他代理的一桩小微电商企业诉PayPal合同纠纷案，法院发给PayPal Pte Ltd.（位于新加坡）的应诉传票被退件。

熊武政律师告诉《互联网法律评论》，我们提供给法院的地址无误，承担法院传票国际运输的中国邮政（EMS）不可能找不到PayPal Pte Ltd.位于新加坡的地址，我们正在了解退件原因，以判断PayPal Pte Ltd.是否在藐视中国法庭。

PayPal是全球知名付款服务提供商，根据Datanyze数据，其在交易服务商（Payment Processing）中，市场份额领先，占比达55%，排名第二的为Stripe，仅占比17.75%。

PayPal在新加坡设立有分支机构PayPal Pte Ltd.，在PayPal Pte Ltd.和中国用户在PayPal（贝宝）中文网站签订的在线跨境格式合同《PAYPAL用户协议》中的“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权”部分，约定中国用户和PayPal的争议适用新加坡法律并且争议金额在10000美元以上受新加坡法院管辖，争议金额在10000美元以下的争议由双方另行同意的仲裁庭仲裁。

武汉某科技公司，一家小微民营企业，于今年年初正式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东湖法院）提起了一起针对PayPal的有关确认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无效的诉讼，该案件主要集中在PayPal用户协议中的几个关键条款，包括“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权”以及“不当诉讼”。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熊武政律师受原告委托，代理了此案的诉讼法律服务。

诉状显示，该公司在2021年通过PayPal进行了多项收付款活动，但在2022年6月，其PayPal账户中的资金1万多美元被无故划扣并清零。PayPal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或解释，导致该公司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在诉讼请求中，该公司主张PayPal用户协议中关于“适用新加坡法律和新加坡法院有管辖权”的条款无效。该公司认为，这些条款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而且显失公平，限制了其基本的民事权利。特别是，如果该公司遵循这些条款，将需要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新加坡法院诉讼费和新加坡律师费，这些费用远远超过了被PayPal划扣的资金。此外，该公司还指出PayPal用户协议中的“不当诉讼”条款存在法律风险，可能导致公司在提起诉讼后被追究高达1,000.00美元的律师费和其他费用。

2023年4月，武汉东湖法院对此案立案。

7月28日，武汉东湖法院通过中国邮政（EMS）向PayPal Pte Ltd.法务部发送了传票。然而，这份快递在经历了1个月的国际旅行后，被退回给法院。

这张被退回的传票有着详细的海外旅行行程表（请见下图）：

至此，邮件已经投递给PayPal Pte Ltd.。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后，中国邮政的邮件运程跟踪系统显示，这封邮件被送到境外进口互换局留存。

2周后，8月18日，这封邮件被安排退回。8月29日，这封退件到达中国邮政上海国际互换局，8月30日18：59：41，传票邮件被退回给寄件人武汉东湖法院。

8月31日上午，熊武政律师就接到武汉东湖法院书记员通知，“传票被退回”。

中国法院向境外主体寄送传票被退回，要么是送达地址或者快递系统出现错误无法完成投递，要么是被送达方基于其特殊考虑故意拒绝签收。熊武政律师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提供给东湖法院的地址是从PayPal Pte Ltd.的官方网站获取。

至于PayPal Pte Ltd.是否存在出于傲慢或者利用法律程序回避拖延诉讼程序的可能性，熊武政律师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

从2023年4月法院接受立案，到8月底法院传票被退回，案件在整整4个月间在司法流程中“摩擦”，何时能够开庭审理难以预测。

这彰显中国中小跨境电商维权道路上的艰辛。

熊武政律师告诉《互联网法律评论》，立案后司法流程是，法院将案件材料送达给被告。送达完成以后，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会给足被告答辩期和举证期，然后开庭审理，审理后做出判决。因此，案件材料送达是必须的步骤，没有成功送达就无法进行开庭审理。

熊武政律师还指出，即使成功送达了，被告也有可能就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如果法院支持被告的异议，那么卖家的起诉就可能被驳回，这意味着原告在中国司法机构寻求救济的权利就没有了。

熊武政律师认为，国际平台公司利用程序和信息差，极大增加卖家主张正常权益的难度，该案件不仅是对PayPal用户协议合法性的一次重要考验，也可能成为中国小微电商维权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就中国跨境小微电商维权难，“跨境电商海外权益保护计划”团队的首席协调律师Michael Vella指出，国际巨头Paypal正在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和中外诉讼信息差剥夺中小卖家正当权利，具体如下：

Michael Vella律师分析称，跨国平台公司使用批量执行的风控策略，打击所有卖家，其最终结果就导致只有比较大的卖家才有可能获得平台所设计的争议解决的机会，绝大多数其他中小卖家深陷投诉无门的囧境，小卖家的资产就被平台“合法”占有。

跨境电商海外权益保护计划联合发起人张宁律师向《互联网法律评论》介绍，中小电商在国内的维权诉讼同样艰难。

福建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在亚马逊平台上开设了销售账号，但在2023年3月，亚马逊在未经任何明确通知或提供违规证据的情况下，擅自冻结并扣除了该公司账号中的全部资金，涉及金额3807.12美元。

为了捍卫自身以及其他遭遇相同情况中国跨境电商的合法权益，该公司果断地向福建某基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期望能够追回被冻结的款项。在诉状中，该公司控诉了亚马逊对其种种侵权行为，并特别指出亚马逊在双方之间的《亚马逊服务商业解决方案协议》第18条强制要求所有争议必须在美国进行仲裁，这一条款是显示公平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限制了该公司在中国法律项下的基本民事权利。

然而法院在审理后裁定驳回了该公司的起诉。这一决定主要基于双方签订的《亚马逊服务商业解决方案协议》中的第18条仲裁条款，该条款规定双方之间的纠纷应提交至美国仲裁委员会解决。而根据《美国联邦仲裁法》，法院进一步认定该仲裁条款为有效，因此裁定本案不在福建某基层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内。

面对这一裁决，福建某科技有限公司坚决表示，其与亚马逊之间的仲裁条款明显失去了公平性，且亚马逊未曾履行其提示义务，也未给予该公司协商修改争议解决条款的机会。在当前美方对中资企业的打压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亚马逊将仲裁地点限定在美国，无异于为中国中小电商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其在维权道路上倍感艰难。这无疑为亚马逊提供了侵占中国中小电商账户资金的便利条件。因此，该公司已决定进一步向法院申请确认该仲裁协议无效，并誓言将继续捍卫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