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几次来说关于单位的问题。
对任何一种语言进行语法分析，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分析该语言各种不同大小的片段的结构。所谓结构，也就是小片段组合成大片段用到的方式，这是语法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语法（文法？）单位用语是“字”和“句”，再往上就是“章”和“篇”了；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这种分类法的基础可能是正字法，是一种字本位的研究体系。我们研究现代汉语，如果再用古人的那一套，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对现代汉语进行语法分析，用的是语素、词、词组（短语）和句子这些单位。句子以上也有单位，但它们一般不是语法研究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
语素通常被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用“词素”的概念，但词素的划分必然要后于词的划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到最小单位时说的都是“语素”。这是关于“语素”的正名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语素的大小问题。汉语中的语素绝大多数都和汉字一一对应。但既然有绝大多数，那自然也存在着少数。汉语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双音节语素，甚至三音节或者更多音节的语素。双音节语素有的来自联绵词，有的来自外来词，三音节及以上的语素全部来自外来词。
在说到语素大小问题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语素和词的区分。我们一般用所谓替换法来对词和语素进行初步的区分，认为可以自由替换的就是由语素组成的词，不能替换或只能受到限制地替换的是语素。替换法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但也留下了很多足以引起研究者遐想的空间。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人认为“经济”一词同“逻辑”一样，是外来的，不能再分析，故宜看成一个语素；有人认为“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经”和“济”完全可以分开来说，可以看成两个语素。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分歧是替换法无法解释的。
关于语素和词的划界问题，我们应该记住作者在引言部分谈到的观点：汉语语法现象的变化是渐变而不是顿变。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语素和词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楚的，这其中也可能存在着曲折蜿蜒的部分。但是，正如催化剂表面微反应的研究在化学界一度掀起热潮，对语素和词的界限问题的讨论也很有可能在未来引起汉语语法学界的一些思考。
下面说语素的异同问题。一个语素可以有几个意思，这些意思只要能联得上，那么就仍然属于一个语素；如果这些意思联不上，那么就属于不同的语素了。作者用实际的例子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现在通常用义素分析法来说明这种现象。语素在这一问题上类似于词，语素的异同问题在处理方法上类似于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判断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判断出花1花2的不同，正确地将它们判断为同音词的话，那么在遇到表示“共同，公平”意思的“公”和表示“公的，与母相对”的“公”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其视为两个语素。
语素和汉字的对应问题，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字法的问题，以及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字游戏。作者在书中简化地点到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不多提了。
关于语素的部分，我们最后讲一个有趣的话题。作者在问题14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把锁”和“锁上门”的“锁”是一个语素、一个词，还是两个语素、两个词？作者认为，如果词类不同就应该算作两个词，但如果基本意义不变的话又只能看作一个语素。因此，他给出的回答是两个“锁”是一个语素、两个词。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兼类词来解释同一个词的不同词类，比如“经历”，它是名词与动词的兼类，但我们很少说这是两个词。
另外，我们很难将“一把锁”的“锁”和“锁上门”的“锁”看成关系毫无关联的同音词，尤其是在对比了“我花了三块钱买了一支花”中的两个“花”之后。既然不是同音词，那就应尽量看成一个词。如果是一个词，那此处的两个“锁”就存在意义的先后问题，即使两者之间不存在隐喻或转喻的关系，它们在历时上也是有区别的（分别异源且同时产生，这样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但无论如何，两个“锁”都是一个词了。
作者提出的“一个语素、两个词”的观点，似乎是为了避开词义的问题，而专注于从语法的角度来试图说明这一现象。他的“一般认为词类不同就得算两个词”的理由好像也不符合其“渐变”的语法观。事实上，“兼类词”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一定建立在界限的不清晰当中，如果汉语的名词和动词是界限分明的，那就不会出现像“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至此，我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作者提出的“一个语素、两个词”，还有一类是我们通过分析得到的“一个语素、一个词、两个意义”。至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或者是否存在着第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好说的了。但至少，这个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活动是很有益的，这大概也是作者本书的意义所在。
这一问题到底如何，也留待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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