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下英语专业

摘    要：从新文科建设的视角出发，本文对英文学科的起源、现状和跨学科特点作出梳理，提出英语文学学科的兴起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为背景，较之基于拉丁文的传统文学或“古典学”更具进步性和实用性。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特质，当今英美英文学科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不受少数诗歌、戏剧和小说“经典”束缚的强烈倾向，其突出的跨学科性正源于此。

关键词：

英文;学科;“纯文学”;跨学科性;课程设置;研究兴趣;  

文献来源：阮炜.从新文科建设之视角看英文学科的起源与跨学科性[J].外语学刊,2023,No.232(3):74-80.

近年来业内的一个说法，即机译时代已然来临①,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强大，我国英文学科(全称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前景不妙。这种担忧或许有一定道理。简单直白、对文字质量要求不高的翻译任务的确已能由软件执行，某些领域某些话题的准确率甚至可能达80%以上，但文学翻译或富含“文化”要素的翻译，短时间内机器是不可能胜任的，而仍将继续由人工执行。翻译软件是人类心智的数字延伸，或者说本质上是人类手中的一把工具，那么人脑殊难胜任之事，它也不能胜任，至少就目前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而言如此。更何况英文学科的意义远不仅仅在通常所谓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习，清末民初以来，国人得以认识西方文明，得以探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并“舶来”西方知识体系。“据统计，全世界1/3的人讲英语，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75%的电视节目用英语播出，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全球互联网信息90%以上是英语文本信息。”(蒋洪新 2018:49)英语本身和英语文学如此重要，我们的学科焦虑是否能够得到纾解。如果仍为否，不妨作一个反推：英美大学的英文学科、英文系②存在学科危机吗。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有必要对英美国家英文学科的起源和现状做一个考察，在现实危机和想象的“危机”一个接一个袭来的今天，更是如此。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初英美大学一定要将英语文学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授和研究；为什么英文学科的兴起不早不晚，恰恰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这得到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和现代转型中去找原因。

正如在20世纪之前，基于白话的汉语语言文学在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有价值、值得正式教授的对象那样，在18世纪中叶以前，英语语言文学也不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有价值、值得正式教授的学科。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的崛起，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革命、启蒙运动、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这一系列重大事态。正是在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运动中，西方人的思维逐渐实现从基督教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形态向理性的、世俗主义的现代形态的转变，既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统统遭到质疑和否定，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成为主流。英语文学学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并成为一种学术建制。具体说来，紧跟着文艺复兴之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更明显社会政治指向的第二波思想解放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它不仅使一直以来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威信扫地，也使各地教会权威遭到挑战。接下来发生的是第三波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它既是宗教改革之大变局的延续，又明显加剧这一变局。伴随中产阶级在欧洲各地的兴起，启蒙运动高举反封建、反教会的大旗，高扬理性和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或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然后在其他国家迅猛推进，科技发现和发明层出不穷，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给封建专制制度、基督教会及信仰以沉重打击，使世俗主义思维和现代社会政治理念最终成为主流。

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欧美大学学科设置上会有所反映，甚至引发一场大学学科概念的革命。先前与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联系紧密、经济门槛过高的神学、拉丁语文和希腊语文等，不再能独霸讲台，而包括英语、法语等在内的民族语言文学，以及自然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新兴学科则迅速崛起。③属于新兴学科的民族语言文学不仅比传统人文学，即拉丁、希腊语文更具进步性、现代性，而且也更具现实相关性和实用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语言文学的经济门槛较低，不那么富裕的广大中产阶级家族的子弟甚至穷人也读得起，藉以提升其文化修养与经济、社会地位。伊格尔顿如是说，“作为一门科学，‘英语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机师学院、工人学院和大学附属业余学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英语文学实在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便宜的‘人文’教育的一种方法”(伊格尔顿 1987:30)。既然是“穷人的古典文学”,英语文学从一开始便像基于希腊语、拉丁语的古典语文学那样，具有把文学、历史、哲学等打通的跨学科性。

从时间上看，最早设置英文学科教席的学校是爱丁堡大学。1762年，爱丁堡大学正式设立Regius Chair of Rhetoric and English Literature即“皇家修辞暨英语文学教席”。④爱丁堡大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镇，是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进化论集大成者查尔斯·达尔文的母校。另一个重量级启蒙哲学家亚当·斯密也在爱丁堡大学执教过。如所周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远远超出苏格兰，波及英格兰、欧洲大陆乃至美国(Thornton 1968:415-422)。接下来是伦敦国王学院⑤将英语文学设置为正式教学科目。该学院于1829年设立当年，便将英语文学列为正式教学科目(Bacon 1986:591)。这背后若无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诉求的日益高涨，若无中下阶层人士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人文教育的迫切需要之推动 (Court 1992), 是无法解释的。再后来，是马修·阿诺德出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在英美最高学府讲授英语文学课程。⑥

在美国，1872年，普林斯顿大学已设置英语文学本科课程；1880年代，圣母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爱荷华大学等相继设立美国文学本科课程；1891年，弗吉尼亚大学更是率先开设美国文学研究生课程。⑦顺便说一句，法语和德语文学被设为正式学科，与英语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建制化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内涵。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5年，共和三年师范学校⑧便正式将法语文学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授了(Desirat, Horde 1975:1)。⑨同样，德语语言文学学科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意志世界风起云涌地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政治运动大背景下，由Georg Friedrich Benecke, Die Gebruder Grimm和Karl Lachmann创立；从1810年起， Friedrich Heinrich von der Hagen便在柏林担任首位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教授。⑩

应注意的是，社会政治立场偏保守的阿诺德在牛津大学开设英语文学课程，目的似乎并非要大力推进自由、民主和平等时代议程，至少自由主义主流派是这样认为的。作为19世纪首屈一指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阿诺德有不同于自由主义主流思维的考量。其着力的重点是整治在他看来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等“进步”所导致的信仰破产、道德堕落、政治动荡、社会分裂等。既然教会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基督教教义已不再具有从前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则疗救穷苦大众灵魂的任务(阿诺德 2006:65-95)、弥合分裂、维系社会团结、提振世道人心的使命，就得由世俗化、现代化的英语“诗歌”即英国文学来完成。

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英文学科建制化的故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侧面：它跟欧洲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学科化一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以及传统信仰破产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出现的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英语文学学科从诞生起，由于其有着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诉求和中下阶层人士甚至“穷人”对人文教育的迫切需要这一大背景，故而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基因，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关怀。

因此，英文学科便不可能永远像在其产生之初那样，主要局限于狭义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经典”文本。它必然是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发展变化必然会打破既有学科概念的束缚，摧毁狭义的“纯文学”界限。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今英美大学的英文系除设有英语诗歌、戏剧、小说和写作(包括文学创作和论说文、纪实文学的写作)等“纯文学”的核心课程外，看似不那么“纯文学”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论、文学理论等理论性课程，以及生态批评、性别政治、媒体研究、后殖民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美国拉丁裔文学研究、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等社会政治指向性强的课程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课程。

其实，仅从名称即可知，这些课程大体就是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思维的孵化箱、催化剂(暂且不论控制着大学本身乃至整个社会话语权的左派精英们一方面自诩“进步人士”,动辄挥舞“政治正确”的大棒，另一方面却鄙薄、歧视广大下层民众，相当大程度上已背离传统英文学科所持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Deneen 2020:17))。具体看，除“纯文学”课程外，英美著名大学的英文系还开设诸多明显具有社会政治取向的课程(如表1)。

此外，爱丁堡大学修英语文学或苏格兰文学者，可修古典学、历史、艺术史、哲学、宗教研究、苏格兰民族学、俄罗斯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以及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斯语等课程；(11)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剑桥大学修英语文学者也可修古典学、凯尔特语文、盎格鲁—萨克逊语文、中世纪语文、斯堪的纳维亚语文等。(12)很明显，这种课程设置大大超越“纯”英语文学的界限。

同样仅从课程名称就能看出，上述各大学的英文学科——在多数情况下，英文学科就是系统开设一套有着明显社会政治取向的基本课程的英文系，有时也会归属于比较文学方向——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跨学科性，所涉及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媒体学、影视学、法学、科学、医学和环境学，等等。既然从诞生起，社会政治关怀就刻写在英文学科的基因里，那么坚持一种狭隘的学科身份，即仅仅只认可早已经被经典化或正在被经典化的英语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这样的“纯文学”,而不是根据需要，跨界到相关学科，英语文学所固有的思想倾向何以得到表达?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议程何以得到推进?英文学科何以成为其自身?

尤须注意的是，写作课在哈佛、康奈尔等大学的英文学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开设课程多，而且涉及面广。哈佛大学英文系设有新闻写作、戏剧写作、小说写作、电影剧本写作、科学与环境写作、科幻故事写作、思辨小说写作，甚至鬼怪故事写作等。(13)有了一套“纯文学”核心课程，有了一套明显具有社会政治意识和环境关怀的基本课程，在此基础上再配套大量写作课，最终必然使英文学科或英语系毕业生成为自由主义左翼思想意识的忠实传承者和高效传播者。

事实上，英美英文学科的毕业生不仅作为写手充斥于媒体界、文学创作界、文艺评论界和影视界，也作为教师活跃在大中小学的讲台上。他们与大体上受相同思想意识熏染的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毕业生协同合作，共同经营并控制着英语世界的话语权，塑造着英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这些大学开设大量写作课是要把社会政治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由主义左派手中，同时维系、传承并不断更新其思想意识。

以上是英美著名大学英文学科的课程设置情况，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与其相配套，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远远超出诗歌、戏剧和小说的范围。我们看一下这些大学的英文学科从业者在做什么研究。

尽管多数学者的研究领域仍在“纯文学”范围之内，但从以上例子可知，英美从业者显然并非仅只教授和研究英语诗歌、戏剧和小说，而且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英美大学实际存在的跨学科研究事例远远不止以上所举。很明显，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不仅比我国从业者更为切近社会政治现实，而且大大溢出所谓“纯文学”范畴。事实上，其所理解的literature涵盖面明显广于我国从业者的理解，而可能与我国古代“文学之士”意义上的“文学”(指经史子集式的学问以及相关的诗词歌赋能力；“文学之士”即具有这种学问和能力的人)更接近。凡此种种，再加上相同导向的课程设置，都表明英美从业者对英语文学学科特性的理解与我国英文从业者有很大不同。

实际上，对于这种更宽泛、灵活的理解，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主要语言中literature一词本来有3个基本含义：(1)狭义的“文学”,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语言作品，指诗歌、戏剧和小说；(2)较为广义的“文学”,即各种纪实文学，如传记、日记、回忆录、书信、散文等；(3)最为广义的“文学”,即任何以文字记录、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方法与用此方法记录、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文本。(16)很大程度上，这解释了为何英美英文学科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会大大超越“纯文学”范畴。

这也是为何在英语国家的英文教师、英文学者乃至一般读者心中，史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一部史学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精品。因文笔优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某些章节往往被用作文学范本。这同样是为何19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提奥多特·蒙森，195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他们都不是“纯文学”作家。瑞典文学院之所以表彰蒙森是因为他的历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之所以表彰罗素，是因为他在大量的随笔类文字中，持之以恒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之所以表彰丘吉尔，是因为他所作的大量政治演讲和所写的纪实作品《二战回忆录》。

从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不仅诠释了literature一词的3个基本含义，而且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而这并不是literature的多个涵义所能充分解释的。英美英文系的跨学科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给人这样的印象：英语语言文学本身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天生就具有跨学科性，涵盖范围包括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外国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而且很可能更广，不仅涉及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民俗学、媒体学、影视学、医学以及环境学等，甚至表现出一种向古典、欧洲大陆乃至世界文学文化拓展的趋向。尤其须要注意的是，英美从业者的跨学科行为并非为了炫耀博学，而是要更好地服务于英文学科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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