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东风，博士，中山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
发展中的中国翻译学科：问题与对策
摘 要：
本文聚焦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制约中国翻译学科发展的三大瓶颈：即学科地位的尴尬、创新动能的不足和人才培养的脱节，并相应地提出了克服这些瓶颈的对策。本文认为，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翻译学科正赶上一个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只有正视问题，明确发展目标，才能做好布局，使翻译学科发展的步伐跟上国家高速前进的节奏。
关键词：翻译学;学科发展;瓶颈;对策;
2018年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
一、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
这个小标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但二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关于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学界已有讨论，虽意见并不统一，但观点都已经摆出来了。因为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就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了。
学科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对应的英文是discipline，据《新牛津英语大辞典》，这个词条的名词义有两个，一个指“纪律”，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无关；后一个指知识的一个分支（a branch of knowledge），尤指在大学里的所学。可见，学科是大学教育的产物，因此与大学的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说到底，学科建设实际上是为大学的人才培养服务的。
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这是因为中国的翻译和翻译学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社会需求与别的国家不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翻译院系、翻译学者、翻译学习者、翻译学成果、翻译教材……，这就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在中国会形成如此庞大的翻译学科？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曾经因为自我封闭、闭关锁国而积弱积贫、被动挨打，觉醒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要立于不败之地，必不能封闭保守，必须要走对外开放之路；觉醒的翻译学人也终于理解了近四百年前徐光启说的那句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同之前，先须翻译”（2014:37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仅四十年，就超过了欧美几百年的努力，其中翻译的贡献不可小觑，因为没有翻译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开放的、走向“一带一路”的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翻译和翻译学人才，而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只有对接这个目标才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大学的语境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基本上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也正是在大学的语境中，学科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因此，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机制，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科建设。
就翻译学科而言，中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就与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同：首先是语言条件的不同；中国并不是一个双语或多语国家，因此不适合于双语或多语人才自然生成，翻译人才的培养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大学教育，这一点不像欧洲和北美，那里有很多双语家庭、双语乃至多语社区，很多人都会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稍加培训就可以做同声传译；其次是社会需求的不同，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与此相应的翻译学科在大学里的机制就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培养方案、目标、规模都不相同，这也必然会影响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翻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培养模式，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有翻译专业；招收翻译本科生的学校已经多达两百多所、招收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校有一百多所、有外语博士点的学校绝大多数都招收翻译学博士生，这样的规模和体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
二、学科发展的瓶颈
翻译作为本科专业从2005年试办，至今才短短十五年，显然是一个新的学科，因此它的发展也必然会遭遇一些瓶颈，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学科的共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瓶颈所在，齐心协力克服存在的问题，这样才可以保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健康发展。目前，翻译学科的发展至少遭遇了以下三大瓶颈：即学科地位的尴尬、创新动能的不足和人才培养的脱节。
（一）瓶颈之一：学科地位的尴尬
中国的翻译学科还有一个很尴尬的特色：学科地位不三不四。
在本科的学科门类中，翻译是二级学科（代码：050261），与英语、韩语、阿拉伯语等语种并列，一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0502），学科门类属文学（05）。
在研究生的学科分类中，翻译学也是二级学科，只不过与其并列的不再是英语、法语等语种，而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与区域研究。
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上，翻译学则被定位为三级学科（代码：740.3560），所属二级学科是应用语言学（740.35），一级学科是语言学（740）。
不难看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混乱分类，两个国家级的分类体系之间未形成系统化关联，而翻译学科在这两个分类体系中，地位都很尴尬。
在教育部的分类体系中，与翻译专业并列的其他二级学科绝大多数都是外语专业，有上百个之多。这上百个专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外语的某个语种，如英语、韩语、西班牙语等，即便是其中的“商务英语”，也仍然是英语这个语种中一个语言变体。唯独是翻译，它不是一个语种，因此将它放在这个群体中，显然不合群；不合群就意味着不是一个范畴，因此这个分类就是不科学的了。从学科性质上看，翻译与其他本科专业显然不应该在一个范畴之中。语种的人才培养，可以大同小异（商务英语除外），但翻译人才的培养肯定跟语种类的人才培养不一样。从翻译的角度看，这个专业本质上是一个跨语言专业——一般至少跨两个语种。中国的翻译专业基本上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且主要是中英互译。因此，理论上讲，在翻译专业中，两种语言的分量应该是不分伯仲的。但学生们以及很多老师们都有一个偏见，以为学翻译，外语才最重要。其实不然，母语不好，外语能力再高，也做不好翻译。
在教育部的这个分类体系中，翻译的人才培养是和众多外语语种的人才培养并置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学校翻译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大多是依据外语的培养方案制定的，不同点就是在一般外语专业都有的翻译课之外，又多设置了几门翻译类型的课程，却并没有追问这样的培养方案的依据何在，是否符合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或者说，按此方案培养，毕业时是不是能达到人才培养方案上所制定的培养目标。按道理说，这个培养方案的设计者应是既有令人信服的翻译经验，又有极强的翻译理论水平，缺了任何一块，这个方案的设计都可能会有问题。但一个突出问题是，在中国的翻译学科中，这两方面都很强的人才并不是很多。现在，翻译本科专业在中国大陆都已经有一百多家了，但这一家家的翻译人才的培养方案是否符合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值得反思。
可以说，翻译学科的这种定位对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在这种定位中，翻译的人才培养就注定是局限在语言文学的范畴之内了，等这些人才进入到研究生环节，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做学术型研究的，老师们感觉学生几乎都是零起点，别说文史哲了，即便是翻译学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
我们再看国家社科的学科分类。在这一分类体系中，语言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翻译学是三级学科，其顶头上司是应用语言学。这个定位就更不合理了。在翻译学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里，翻译学早已不再是应用语言学的附庸，它已发展成一个跨界学科。但在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早已突破语言学壁垒的今天，国家社科的学科分类却仍把翻译学视为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现在语言学进路的翻译研究实际上已经只占总的翻译研究中一个很小的份额，更大的板块是翻译的文化研究。翻译学的其他跨界研究还有翻译的社会学研究、翻译的伦理研究、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翻译的后殖民研究、翻译的哲学研究、翻译史研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培养的翻译人才未来会有很多人去从事外交工作，是要去作外交官的。如果我们的学生除了翻译外，文史哲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等的素质都不具备的话，就难以形成外交官所需要的外交智慧，从而给国家的外事工作带来消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也不能仅仅把翻译视为语言学或语言文学下的一个次范畴。
目前，这个学科分类的不合理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它导致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人为压制了高水平论文的机构性认定，导致翻译教师职业发展的困难，进而导致学科发展的失衡，最终导致人才培养的不力，形成恶性循环。想想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紧缺，再想想高水平翻译理论人才的后继乏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瓶颈之二：创新动能的不足
目前，国内翻译学科的发展态势貌似欣欣向荣，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由于翻译学人才基本上都是学外语的出身，而传统外语教学又是以应用人才培养为主，这就导致了整个学科队伍在知识结构上的失衡。当今翻译学是一门跨界学科，别说文史哲之类的知识已经被它跨得不问西东了，就连文史哲以外的领域也时常被它侵略。这让按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找到理论创新的方向，因为外语类应用型人才的最大短板就是理论知识不系统。翻译学跟其他外语学科一样，需要阅读大量的、不同学科的外语文献，但却正是因为是外语的缘故，读起来速度提不上去，同时又因为是外语专业，很多人下意识里又觉得不应该读那么多中文书，结果中外两方面的阅读量都不够。再加上翻译是跨界学科，需要做很多跨学科的阅读，而那样的阅读对于应用学科出身的外语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容易适应过来的。
文学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板块，但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对文学的理论却知之甚少；诗学号称是“文学的科学”（
知识结构的欠缺就导致了翻译研究在整体上偏科：大家都去做翻译的文化研究了，那不需要语言学、文学理论，甚至也“不需要”文化研究的理论，这导致翻译的本体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虽然翻译教材多如牛毛，但好的却不多。这一点从翻译人才培养的终端成果便可看得一清二楚：现有的外国文学译著，大面积漏译文学性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其实很多具有文学性的地方并不很难译，关键是我们的翻译教育出了问题，没有把学生的“诗学能力”（poetic competence)(
翻译本体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还暴露出翻译学者另一个重大的知识结构缺陷，那就是翻译经验不足。没有足够的翻译经验，在做翻译的本体研究时，就往往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所论也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也就难以出好的成果。于是，大学里就出现了一个普遍的情况，翻译研究做得很好的人，不会教或教不好翻译实践课，因为大多数翻译教师乃至大多数翻译研究者，并没有大量成功的翻译成果，翻译经验严重不足。就本科翻译人才培养而言，一个基本的教学目标就是教会学生克服翻译困难，而如果一个对克服翻译困难都没有大量经验积累和细致研究的老师，他上课也往往只能是拿着教材照本宣科，而那个教材是不是很好还是一个问题。
现在，教翻译的老师们都在努力地写着论文，但却苦于文史哲不通，写出来的论文就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缺陷：论理，缺乏哲学的高度，谈史，缺乏史学的严谨，说文，缺乏语言的敏感。一些貌似独创的理论和标新立异的概念往往经不住学理的拷问，甚至有从别处拿来后改头换面之嫌。很多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继续讨论着，而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未被发现的历史却无人问津。
凡此种种，根子还是在人才培养上。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现在翻译学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之中：学科建设没有高度和深度，就无法向人才培养输出具有洞见的顶层设计和理论资源，如此便难以培养出优质的翻译学人才，继而继续影响学科建设的成效。这个循环已经恶性运转了多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学界似乎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三）瓶颈之三：人才培养的脱节
关于翻译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一些。由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就导致了一个突出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人才培养的脱节。这一点在学术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上特别明显。
首先，新入学的翻译学术型硕士生（以下简称“学硕”）对于翻译学的知识储备几乎是零。这就是脱节：本科教育与硕士教育的脱节。这说明，本科的翻译学教育不到位。输送到硕士阶段的学生大多来自于外语专业，主要是英语专业，少数来自于翻译专业。翻译作为本科专业正式建立于2005年。但从学硕的课堂教学和与学生的互动中可以看出，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生对翻译学的知识储备没有显著差别，换句话说，就是翻译本科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专业优越性。这说明，翻译本科的人才培养方案出了问题。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翻译是个新兴学科，学界对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翻译本科的培养方案主要都是照着外语人才培养的方案修订出来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合理，十几年过去了，应该也到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其次，新入学的翻译学博士生对于翻译学的知识储备也是少得可怜，零起点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硕士阶段的翻译学教育不到位。这是硕士教育与博士教育之间的脱节。翻译学是一个跨界学科，但大多数翻译学学硕接受的只是翻译理论教育，对于翻译学研究所需的翻译实践并无系统训练，而对语言学、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等相邻学科则几乎一无所知。像这样的知识结构，到了博士阶段就很难有所作为，勉强撑到毕业的，也很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博士生阶段也就三五年，这个时候再来补语言学、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系统知识，难度可想而知。
造成这种脱节的现象，首先是顶层设计有欠缺，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没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培养方案，从而造成层次之间不能无缝对接。其次是高水平师资严重欠缺：翻译研究做得好的，往往翻译实践经验不足，无法有效地指导学生克服形形色色的翻译困难；翻译实践做得好的，又往往理论造诣欠佳，无法从形而上的高度来指导学生认识翻译困难的共性，只能授人以鱼而不能授人以渔，继而导致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时，对翻译理论和与翻译有关的理论知之甚少。顶层设计和底层师资都有不足，而好的翻译教材也不多，这就更加重了人才培养的问题。系统性的缺陷必然导致系统性的问题。
首先，不重视翻译的内部研究，导致有关翻译困难的研究难见有系统的布局。这方面的研究跟不上，翻译教材的编写就没有强有力的理论、方法和案例支撑。很多教材的编写者本人并没有多少翻译实践经验，翻译理论功底也谈不上很扎实，于是，案例就到处抄，理论就到处套。这对基础阶段的人才培养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由于学界的理论创新动能不足，从而使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失去了学习的榜样。往往成百上千人围绕一个问题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却不知换个角度即可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成百上千的人围绕一个问题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却不知道还有成千上万无人问津的课题在等着我们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前文分析已经指出：知识结构的缺陷导致创新动能的缺失。但翻译学者为什么会在知识结构上出现缺陷呢？这种欠缺是怎样形成的呢？继续追问，就不难看出，归根结底，还是人才培养上出了问题。
三、学科发展的方向
中国翻译学科的一大优势是它有一个庞大的学科共同体，另一个优势是学科本身的存在总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有这么多的人力，又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学科平台，大家应该比较容易齐心协力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毕竟所有翻译学者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因而也就有了大体统一的学科意志，如此，做起事来也就要容易得多。未来的学科发展只要解决了上述问题，就可以迎来一个大爆发。
（一）对策之一：摆正学科地位
把翻译学科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下级学科，其实是套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做法。帕伦博（Giuseppe Palumbo）说：
从20世纪40年代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the study of translation）一般都被认为是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2009:1)
但西方学者早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做法是不合理的。早在三十多年前，巴斯奈特-麦吉尔（Susan Bassnett-MaGuire）和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对此就有过毫不含糊的讨论。巴斯奈特-麦吉尔指出：
翻译学的确是一门自成一体的学科，它不仅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小分支，更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特定领域，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拥有许多意义深远的旁支。（BassnettMaGuire,1980:1；黑体着重为引者所加，下同）
斯奈尔-霍恩比则说：
……翻译学是一个综合的、独立的（independent）学科，研究范围覆盖所有类型的翻译，无论是文学的，还是科技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翻译涉及很多学科，但并不等于那些交叉领域的总和，也不依赖于任何一个这样的领域。作为一门自成一体的学科，翻译学需要开发自己的研究方法，这并不是根据其他学科的一些不相干的模式和规约而开发出来的方法，而是根据翻译自身的复杂性而开发出来的方法。
……
……翻译学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是另一学科或分支学科的旁系（无论是应用语言学的，还是比较文学的）：译者与翻译学者应被视为是处在不同的学科、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一个地带。（
斯奈尔-霍恩比甚至认为，把翻译学局限在应用语言学之下发展是“死路一条”：
语言学进路的翻译学，就像语言学一样，采用精确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翻译，尤其是数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而现如今这两种研究翻译的方法（另一种指传统翻译方法——引者注）通常都被认为是死路一条（a dead end）。（同上：14)
可见，这种把翻译学科视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做法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所抛弃。
巴斯奈特-麦吉尔和斯奈尔-霍恩比都是翻译的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她们成功地引领国际翻译学研究把翻译学从语言学的范畴中拓展出来，在翻译学科的建设中形成了一次重大的范式革命，进而让翻译学科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翻译学共同体迅速跟进了这一国际潮流，翻译学科建设也随之进入蓬勃发展期。
之所以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一种范式革命，是因为这一研究的特点与以往的语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有本质不同。翻译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描写性研究，多是一种影响研究，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而翻译的语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则多是一种规定性研究、语际转换研究，属于翻译的内部研究、基础研究。
但几十年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学者们似乎都被文化转向的离心力给甩了“出去”，大家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翻译本体以外的文化研究中去了，而翻译的本体研究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必定会造成学科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摆正学科地位，既要保持学科的平衡发展，也需要将翻译学科当作一级学科来推动和建设。不过，摆正学科地位，有两个含义：一是翻译学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致意见，只有大家在认知上都摆正了对本学科的定位，才可以对外发出一致的声音，形成实际的影响；一是最终在体制内实现这个目标，这才是真正实现了学科地位的摆正，各翻译学团体及圈内人士应利用各种机会推动此目标的实现。
（二）对策之二：推动学术创新
学科建设的核心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学术创新。翻译学属于人文学科，而文科的学科建设就是要出思想、出理论、出流派。
如今翻译学科热闹非凡，经常是同一个周末有多个翻译学的研讨会在同时召开，无数的论文、著作、教材在发表和出版，与上世纪末跟风式研究盛行的情况相比，如今中国不少的翻译学者确实在致力于理论创新，但可惜的是，真正优秀的成果并不多。一些研究要么是有很好的设想或点子，但理论建构的过程缺乏足够的学术厚度，逻辑支撑脆弱或经常断裂；要么是提出了很好的研究问题，但却苦于理论资源不足和翻译经验缺乏，最终难以令人信服地完成理论化建设；要么是构想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或框架，但却没有足够的哲学思辨的心智和逻辑推演的能力来建构它的合理性。
对于一个翻译学者来说，他应该具备的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只有具备了翻译学研究所需的相应的知识结构，才可以具备足够的创新动能。仅仅抱着一颗创新的决心，拥有创新的毅力，都无济于事，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因此，推动翻译学科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倡导多读书：经典的要读，前沿的也要读；翻译学科的书要读，文史哲的书也要读；中国的书要读，外国的学术原著更要读。就翻译学科而言，本学科的书只有读得足够多，才能知道这个领域里什么问题讨论过，什么问题没有讨论过，如此才可以知道你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不是有创意，你建构的理论是不是独创；而只有通晓文史哲，才能知道翻译学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学科可能有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抑或在翻译学里想当然的真理，在别的学科有可能是谬误。
推动理论创新，不能只是一句空话。翻译学者应该要多读书、广读书，最起码的是首先要建构起三大板块的知识体系：翻译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在此基础之上，扩展至史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只有储备了足够的知识资源，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理论创新。
要解决这个问题，广大学者就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学术修养，进一步打通文史哲的知识通道，进一步了解中外翻译学的历史脉络，找出制约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创出新的解决方法，走出新的学术路径，为我们所教的学生树立学习的楷模，为世界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可以利用学术团体的平台，集思广益，提出集体攻关的目标，组织集体攻关的课题。
（三）对策之三：重视人才培养
既然翻译学是一个跨界学科，那么翻译学的人才培养也应该按这个跨界学科的要求来培养才符合这个学科的性质。按理说，在本科有翻译专业，硕博士阶段都有完善的翻译学学位设置的条件下，一条龙的翻译学人才培养的机制早已形成，因此，翻译学所需的跨界知识结构理应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完成，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是时候要切实重视翻译学的人才培养了，这是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应该要培养什么样的翻译学人才？为此目标，翻译专业的本科阶段该学什么？硕士阶段该学习什么？博士阶段又该学习和研究什么？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规划。
应该不难理解的是，翻译专业既然已经从语种专业中独立出来了，它的培养方案和模式就应该不同于语种专业。那么，我们理想中的翻译人才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设计和规划的。现在，翻译本科专业在不同层次的大学都有，上至985高校，下至民办高校。但真正有实力培养高水平翻译人才的高校，应该还是985高校和外语专业高校，因为只有本科生入学的时候已经基本不存在外语障碍了，我们才可以从本科一年级起就启动循序渐进翻译能力的培养，同时相关的文史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课程也系统展开；对人才展开综合素质的培养：应用与学术并重，口译与笔译双赢。因此，对于这类学校，翻译人才培养的方案面临革命性的改革。理想的本科翻译人才应该是既有很强的口笔译能力，又有很好的人文素养；在职场做翻译，能很快上手；继续在高校深造，则对学科的基本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能够迅速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训练。而那些在新生入学后还要花大力气培养基本外语能力的学校，实际上并不具备办翻译专业的条件，因为这样的生源条件决定了其培养模式至少在初期阶段是与语种专业重合的，这留给真正的翻译和翻译学的训练时间就不是很充足了，因此根据生源条件理性制定培养目标势在必行。
从可观察到的情况看，翻译学硕这个层次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系统规划，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培养目标，系统布局相关课程，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弱化因人设课的弊端，重点应落实跨学科的培养体系，强化翻译实践、中国语言文化、外国语言学和中外文论课的设置，指定包括涵盖翻译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阅读书单。最后在学位论文写作环节，注意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有一点需要在这里提出的是：在很多国家，学硕被视为是通往博士的过渡性学位。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我们的硕士培养实际上就应该明确考博的导向。在目前博士满天飞的高校和学术界，硕士学历在学术上已经很难形成竞争力了，因此有必要在硕士生一入学的时候，就对他们做好相关的引导。现在好一点的大学，都已经把硕士毕业后的深造率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翻译学博士的培养是我们为学科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一个重要平台。现在翻译学博士的最大问题就是阅读量不大，阅读面不广，尤其是跨学科阅读远远没有达到翻译学博士应有的水准，从而导致创新动能不足，后续发展乏力，所以博士生的培养应该学习北大和美国高校的培养经验：大量阅读，严把资格考试关，严把论文答辩关。博士生导师应该根据博士生的知识结构，有目的和有针对性地指导其通过大量阅读来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短板，打通文史哲，避免拔苗助长式的偏科培养，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培育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强化创新意识，引导学生做阶段性研究，并争取把阶段性成果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一方面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助其积累学术经验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要看一看其选题和论文质量在学术界的反应如何。待学位论文完成后，导师应该严把审稿关和答辩关，不应把个人的尊严和面子与学生能不能通过答辩联系起来，毕竟这是学术问题，而不是其他。
此外，翻译与翻译学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好的教材。现在翻译学界的学术会议很多，但专门的教材方面的研讨会倒并不是很多，这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对翻译教材的建设重视不够。教材的编写是个系统工程。教材的编写者首先要一个明确的教学目标：这本教材学完了，学生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其次，教材的编写者应该对基本教学对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教材首先要教学生不会的技能、不懂的知识，尤其是学生难以克服的翻译困难；现在太多的教材是一个编写模式，即根据翻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罗列一些案例；这种做法的一个弊端是，其中一些方法学生在其习得外语时就已经习得了；因此，这样的教材就难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第三，教材的编写要能反映实际的翻译过程，时下教材的单句式案例，碎片化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实际的翻译认知过程，新型的教材应该强化语篇导向，问题导向；第四，教材的编写要便于课堂使用，这就要求编写者要能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来编写教材；第五，新时代的翻译教材应该要有一定的知识厚度和学术含量，不应只是翻译方法和概念的介绍。
四、结语
翻译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虽面临诸多挑战，但也正赶上一个大好时机。一个大好时机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局面的出现。一言以蔽之，这个新的局面就是国家新的对外开放政策，“一带一路”的国策需要大量高水平的翻译和翻译学人才，而这个新形势下的翻译和翻译学人才应理所当然地要适应新的需求，因此，不难理解的是，我们翻译学科的发展也应该与时俱进，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把我们对翻译和翻译学人才的种种设想和愿望最后落实到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去。但也不难看到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而我们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这一鸿沟之上架设一个桥梁。
中国要走出去，自然是全方位的，我们的翻译学也应该要走出去，为世界贡献我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而唯有独创的方法和思想才能让我们的成果赢得世界的尊重。当今中国翻译学界早已对国际翻译学的成果了然于心，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已经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思考，我们也因此而缩小了“跟跑”的距离，但还没有实现“并跑”，唯望广大翻译学者以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研究，尽快实现“并跑”，最终能一马当先，“领跑”在前。只要我们群策群力，更新观念，做好布局，把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一定能使我们的翻译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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