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

👤拔丝英语网 🕔2024/03/05 11:52 📁国外生活

《外国语言文学》

第三期第3-16页

摘要：

学界对英语言语动词的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当下研究仅关注了部分原型类言语动词，探讨的广度不够；二是这些研究没有借鉴当今语言学的显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隐喻研究的成果来分析英语言语动词的生成理据，剖析的深度不够。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第九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自建英语言语动词语料库，借助 MIPVU 隐喻识别机对自建语料库中的言语动词进行隐喻识别并分类标注。研究发现，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体现了多种和多层隐喻认知模式。多种隐喻认知模式包括从 8 个物理行为域、3 个声响域（始源域）向言说域（目标域）映射。多层隐喻认知模式体现为“隐喻表达＞概念隐喻＞范畴隐喻”三级隐喻认知模式。多种隐喻认知模式是隐喻性表达在概念层面的概括，多层隐喻认知模式是隐喻表达、概念隐喻、范畴隐喻由具体到抽象聚合而成的隐喻认知系统。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认知语言学家“心智具有体验性和思维具有隐喻性”的假设，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认知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提供了有力的事实论据。

关键词：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认知模式；语料库

作者简介

张有为

吕梁学院外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对比

汪少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话语研究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wshdaniel@126.com

引言

言语动词通过言说小句体现言语过程，是表示说话行为的动词（Halliday, 2004: 252-256）。根据 Thompson（2000: vii）的观点，言语动词属转述信号, 是转述句的一部分。结合 Halliday 和 Thompson 的观点，我们认为言语动词指的就是言语者言语行为的动词，是体现其立场、观点、情感、说话方式等意义的转述信号。国外学者从传统类型学（Palmer, 1965:16）、哲学（Austin, 1962; Searle, 1969）、语料库语言学（Wierzbicka, 1987; Caldas-Coulthard, 1994）和功能语言学视角（Halliday, 1985/1994/2004）对“英语言语动词”进行过研究。国内学者对此展开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其研究视角包括类型学（王振亚，1992）、传统语义学（钟守满，2004/2005/2007/2008）、文体学（隋桂岚、李燕，2006）、功能语言学（金娜娜，2009）、模因论（何自然，2013；吴安萍、钟守满，2020）。目前，国内外学界从隐喻认知角度对英语言语动词展开研究的学者只有斯吕歆、余笑（2018），但该研究仅仅聚焦于英、汉语中的手部动词，认为英、汉语手部动词词义演变遵循“手部动词>口部动词>言说动词”的隐喻映射模式。显然，只关注“手部动词”的隐喻认知分析不能反映英、汉语言语动词隐喻认知本质的全貌。另外，尽管国内一些学者（马云霞，2012；董正存，2012；张雁，2012）已从隐喻或／和转喻认知的角度对汉语言语动词做了不少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或参照，但其结论是否具有跨语言性还需论证，这正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针对英语言语动词的研究仍囿于传统语法分类、语义特征描写、语料库建立、语用功能分析等视角，从隐喻或／和转喻认知的角度对英语言语动词进行广度量性和深度质性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综合来看，传统视角研究的缺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因其主要以原型类英语言语动词（本义为“说”义的言语动词）为研究对象，忽视了非原型类英语言语动词（引申义为“说”的言语动词）, 研究语料很不充分，所以其结论难免有失偏颇；另一方面，因其未关注非原型类英语言语动词，当然就不会从隐喻或／和转喻认知的角度分析这类词是如何获得言说意义的，结果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相比之下，认知语言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非原型类英语言语动词产生的理据，即隐喻或／和转喻映射机制。因此，本研究尝试建立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认知的子模式，以便为整体建立英语言语动词认知母模式奠定基础。

理论概述

概念隐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包含三条基本原则或假设：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和认知的无意识性（Lakoff & Johnson, 1999: 3）②。在 Lakoff & Johnson（1999: 497）看来，心智的体验性是指概念的产生和理解与身体、大脑和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密不可分。概念是人们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motor capacities）获得的。国内知名认知语言学学者王寅（2020: 37）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反映在语言中的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思维的隐喻性原则是 Lakoff &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书中，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1980: 3）。纵观全书，Lakoff & Johnson 认为，隐喻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最重要的认知工具。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其映射方式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始源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的映射。例如，在“The company plans to prune its workforce by 1,800 employees.”中，语言使用者借助概念隐喻 AN ORGANIZATION IS A PLANT 向受众传达“公司裁员如同园林工人修剪树木”。在这一概念隐喻映射系统中，源域为“植物”，目标域为“组织”，映射是从“植物域”这一具体概念域向“组织域”这一抽象概念域映射，其中至少包括如下三个子概念隐喻：THE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ARE THE BRANCHES OF A PLANT, THE PROGRESS / DEPRESSION OF AN ORGANIZATION IS THE GROWTH/WITHERING OF A PLANT, REDUCING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CUTTING THE BRANCHES OF A PLANT。体验哲学三原则中的“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两原则是认知语言学核心认知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的精髓所在，它们揭示了语言结构不是客观世界的镜像，是主体人对客体世界能动认知（如隐喻认知、转喻认知等）的反映。

研究方法

2.1 语料库方法

本研究分两步收集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第一步，穷尽搜索英语中的言语动词。具体方法是：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2018）为切入点（因为该词典附有言语动词标记‘+ speech’），以《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 6 版（2019）和《韦氏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017）两本纸质词典的英英解释和例句为观照点，以新闻语篇、学术语篇等话语材料为论证点，“三点联动”，自建了一个包含 1000 余个英语言语动词的语料库。第二步，标注该语料库中所有的隐喻性言语动词。具体方法是：借助 Steen et al.（2010）“开发”的隐喻识别机MIPVU（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University Amsterdam）识别并人工标注自建语料库中的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根据 MIPVU, 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语境意义和其基本意义之间存在语义差异，但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关联。例如，在言说句“Newspapers attacked the government for failing to cut taxes.”中，言语动词“attack”的语境意义是“（口头）抨击”，其更基本的意义是“（武力）攻击”，二者之间存在语义差别，但具有相似性关联，即武力的攻击会“伤人体肤进而伤人心智”，言语的抨击会逆向“伤人心智进而累及体肤”。因此，我们把 attack 标注为隐喻性言语动词。那么，MIPVU 隐喻识别机的工作机制是什么呢？下节我们将详细介绍。

2.2 隐喻标注方法：MIPVU 隐喻识别机

Steen et al.（2010: 25-42）“开发”的 MIPVU 隐喻识别机识别隐喻过程如下：

（一）通读语篇, 建立起对语篇的整体理解，决定语篇中的词汇单位；

（二）当某词汇的意义源于更基本的意义，即该意义借助跨域映射获得或当前用法被判定为“间接用法时”，将这一词汇单位标记为隐喻性;

（三）当某词汇以一种直陈词义的方式使用（如在明喻中），但相应的理解涉及到跨域映射时，将这一词汇单位标记为隐喻性（直接隐喻识别）；

（四）先确定语篇中被替代的和被省略的词语，然后借助 MIPVU 的（二）（三）规则进行判断，如果被替代或被省略的词语为隐喻相关词语，将这一词汇单位标记为隐喻性（隐含隐喻识别）；

（五）当某词汇体现跨域映射机制时，用隐喻旗（metaphor flag）标记;

（六）通过（二）—（五）步骤识别某一新造词是否具有隐喻性。

综上，我们发现 MIPVU 隐喻识别机以跨域映射的存在与否作为判断隐喻是否存在的标准。尽管该识别机是基于语篇开发的一个隐喻识别程序，但从上述识别过程观之，也适用于本研究词汇隐喻的识别，因为词汇隐喻是语篇隐喻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认知模式

基于上述已标记的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根据其“突显物理行为性”（如ambush 本义为“伏击”，引申义为“拦截采访或狂轰滥炸”）和“突显有声性”（如bray 本义为“驴子嘶叫”，引申义为“粗声喧哗”）两个不同语义特征或参数，我们将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进一步分为“物理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和“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两类。其中，物理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生成机制遵循“物理—言语行为”映射模式，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生成机制遵循“声响—言语行为”映射模式。

3.1 物理—言语行为映射模式：从物理行为域向言说域映射

Lakoff & Johnson（1980: 3）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它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产生体现了人们深层次的概念化方式，是一种具身认知。Martin （2014: 78）认为隐喻喻示着不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Stibbe, 2019: 73）。隐喻思维实质上是人们对不同事物或现象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联想。Stibbe（2019: 78）认为，隐喻使用生活中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和可想象的领域的框架，对另一截然不同的生活领域进行概念化构建（ibid）。物理行为体现物理学中的做功过程：发力者（源）—发力—受力者（目标）。发力要借助工具（如锤子、棍棒等），物体受力后会产生诸如位移等状态变化、受损等形态变化等。说话的过程犹如物理学中做功的过程，说话者是发力者，说话对应发力，听话者相当于受力者，对应的心理表征是“说话者（源）—说话—听话者（目标）这一理想化认知模型”。说话者通过说话产生语力，听话者在语力作用下会作出诸如言语反应、物理反应、心理反应等应激反应。物理行为和言语行为这种认知上的相似性为前者（源域）向后者（目标域）映射提供了可能。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这一隐喻认知模式隐含 SPEAKING IS EXERTING FORCES, SPEAKERS ARE FORCE-PRODUCERS, SPEECHES ARE TOOLS, HERAERS ARE FORCE-RECEIVERS 4 个总概念隐喻。Sweetser（1990: 13-22）认为，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在词汇语义变化过程中，隐喻使得物理域的动词常常获得言语行为或心理状态的意义。英语中许多本义为“击、打、攻”等的物理行为动词通过隐喻映射获得了言说义“抨击、攻击、指责”等（如 assail, assault, knock, slam, bash等），这一语义引申现象证实了 Sweetser 结论的正确性。

通过对自建语料库中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映射类型分析，我们发现，从物理行为域向言说域隐喻的映射指涉如下 8 个子概念隐喻：批评是物理攻击、表扬是抬举或放大某人／某事、详述是扩展物体、争论是战争、话语是容器内流体、交谈是旅行、思想是商品（或物品）、愤怒是烟火。下面例（1）—（16）就是这些概念隐喻在语言层面的体现，印证了认知语言学“以身喻心”（MIND AS BODY）的论断。

在上述 8 个概念隐喻模式中，有些模式已被学者发现并予以论述，如ARGUMENT IS WAR，ANGER IS FIRE OR SMOKE；有些模式是已被发现的概念隐喻的上位或下位隐喻，如 CONVERSATION IS A JOURNEY 是 ARGUMENT IS A JOURNEY 的上位概念隐喻，IDEAS ARE COMMODITIES 是 IDEAS ARE OBJECTS的下位概念隐喻， PRAISING IS RAISING OR EXPANDING 和 SAYING IN DETAIL IS ENLARGING AN OBJECT 分别下位于 GOOD IS UP 和 MORE IS BIG 这两个空间隐喻。其中，WORDS ARE FLUIDS IN A CONTAINER 和 CRITICIZING IS HITTING 是本研究发现的两个概念隐喻。调查发现，CRITICIZING IS HITTING 这一隐喻映射方式更加突显了物理—言语行为映射模式。因此，我们从词汇表达层面、所涉工具、物理行为域、言语行为域和概念隐喻五个角度对这一隐喻认知方式予以详述。整体看，因“攻击或击打”所用的工具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类型的“物理攻击行为”，但言语行为大同小异，基本都具有“批评或斥责”等消极隐喻含义（详见下表 1）。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概念隐喻 CRITICIZING IS HITTING 统摄下的隐喻表达（如 skewer, slam 等）都具有‘批评或斥责’等消极含义呢”？其原因就在于“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例如，在 The show was hammered by critics中，“hammer”这一言语动词的身体经验是“人拿着锤子敲或锤（捶）打物体”，这种外力的撞击会使被敲打物变形或产生损伤。人们基于自身的身体经验，通过这种具体的物理行为（锤打）理解相对抽象的言语行为。批评者在批评的过程中借助言语这种批评工具“讨伐”被批评者，被批评者在过一程中体验了“口诛笔伐”这一言语行为，可能会产生心理的创伤和情感的崩溃等等。这种心智的体验性体现了“体”之客观性与“认”之主观性的互动性，即认知对身体经验的加工。王寅（2020: 61）认为，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都是“体、认”之结果，皆为人之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只有这样才能将类似的生活经验置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下加以对比性的论述和理解。

3.2 声响—言语行为映射模式：从声响域向言说域映射

言语行为的基本语义特征之一是有声性。产生声音必须有一个发声体，或者叫声源。本研究语料所涉发声体包括：人、动物、风、雷、海。研究发现：声响类隐喻性言语动词的出现是客体声源（人之外的发声体）向主体声源（人这一发声体）隐喻映射的结果。王寅（2007: 8/2011: 129）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是认知的基础，认知又是语言的基础，“现实—认知—语言”三者存在一个依次决定的序列关系。概念隐喻这一认知方式直接来自于现实体验。基于自建语料库，本研究发现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主要来源于动物声响域、自然声响域和物体声响域三个认知域。下面我们将逐一论述这三种声响类动词是如何获得言说义的。

3.2.1 从动物声响域向言说域映射

O’Neill（1985: 28）指出，人作为体验者，通过身体思考社会与自然，将世界和社会看作一个大的整体（项成东，2019: 4）。人们基于自身体验和感知概念化世界并最终用语言表征现实，这一认知过程遵循由近（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及远（陌生的、抽象的事物）、由此及彼的原则，通过类比不断地“物化”主体（拟物）或“人化”客体（拟人）。动物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体现了“人化”思维。基于自建语料库的数据，我们发现动物发声体包括犬科动物、猫科动物、禽类动物、家畜类动物、青蛙、蜜蜂六类，如例（17）—（27）和表 2 所示。

以上所涉动物的吼叫声除了声响高低之外，还包含音量强弱之态。一般来说，如果动物叫的声高音强，其声通过隐喻映射到言说层面时则是形容人说话时的愤怒十足态；如果动物叫的声低音弱，其声通过隐喻映射到言说层面时则是形容人说话时的柔声细语貌；如果动物叫的声尖音碎，其声通过隐喻映射到言说层面时则是形容人说话时的唠唠叨叨或喋喋不休状。这种系统的对应性隐喻映射充分说明了人们的理性、意义和概念本质上是基于身体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这也再次验证了认知语言学“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假设的合理性。

3.2.2 从自然声响域向言说域映射

承前所述，刮风、下雨、打雷、火山喷发等自然声响也往往会被“人化”。自然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如 storm/rage/roar/bluster 等，描绘的是说话声像摧枯拉朽的暴风雨之声，thunder/rumble/boom/roll 描绘的是说话声如震耳欲聋（或低沉隆隆状）的雷鸣之声，erupt/pop 描绘的是说话声似火山突然猛烈爆发之呼啸声。这些言语动词几乎都综合了言说者音响强、声势大、情感烈的多模态，综合了声音域、力域和情感域，是概念隐喻 STRONG IS HIGH/BIG/FORCEFUL 在语言层面的典型表现，集中反映了“天人互动、以天喻人”的认知机理。详见例（28）—（38）和表 3 所示。

以上自然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再一次验证了主体人和客体物主客互动的哲学辩证观。语言不是对自然世界的镜像化，而是有人在其中的参与，意义是人对客体概念化、隐喻化的结果。马克思（1979: 126）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客观过程中的作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强调“人化的自然界”这一哲学命题（王寅，2020: 71）。

3.2.3 从物体声响域向言说域映射

物体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本义是物体间的“碰撞或摩擦”。如在“He grated his knife across the plate.”中，grate 的意思是“（坚硬）物体间通过磨、擦产生刺耳的、嘎吱嘎吱的声音”，而在“‘Let me go,’he grated harshly.”中则是“粗声粗气”地说话，这是从“物体声响域”到“言语行为域”隐喻映射的结果。经验告诉我们，磨、擦之声非和谐悦耳之音，那么引申出来的言语动词当属“消极类言语动词”。Lakoff & Johnson（2002: 272）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再版后记中再次强调说“概念隐喻是基于（人们）日常经验的”。这种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认知还体现在其它“物体声响域”的行为动词之上，如 patter 本义为“雨水急速拍打声”、roll 本义为“鼓槌击鼓声”、crack/snap 本义为“风吹树枝等产生断裂发出的声音”、zing 本义为“子弹急速的嗖嗖声”，但它们都通过隐喻映射获得了言说义，从而成为言语动词家族中的一类。详见例（39）—（47）和表 4 所示。

Langacker（2007: 1-2）指出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心理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被概念化，诸如抽象概念和感觉经验（sensory experience）、动觉经验（motor experience）和情感经验（emotive experience）等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强调理智和意义来源于人们身体和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声响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来源于我们的身体和所处的物质环境的互动体验，终极源域是物质世界，目标域是言语世界。Szwedek（2011）认为所有类型的隐喻最终都是以物质世界为其经验基础的，最终的源域是物质世界。这一论断与“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认知原则高度契合。

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认知系统

上文我们论述了源域为物理行为域、声响域，目标域为言说域的 11 个隐喻认知模式，它们构成了两个总认知模式：物理—言语行为模式、声响—言语行为模式。我们认为，这些隐喻映射模式形成了一个隐喻结构网，总体上表现为多个源范畴映射到一个目标范畴的多种隐喻认知模式。这种“多源一靶”的映射方式体现了“不同的源范畴突出目标范畴的不同方面，决定于使用者意欲表达和突显的内容”（赵艳芳，2001: 111）。从范畴理论的角度看，隐喻性表达都发生在基本层次范畴上，概念隐喻发生在上位层次范畴上。Heine 等（1991: 50-51）针对 Lakoff等人的概念隐喻范式提出了范畴隐喻（categorical metaphor）范式，理由是后者更具有概括性和简洁性。鉴于此，我们尝试把前面论述的两个认知模式下的 11 个概念隐喻先概括为 2 个子范畴隐喻 SAYING STH IS A HUMAN PHYSICAL ACTION 和 SAYING STH IS A NONHUMAN CRYING, 然后把这 2 个子范畴隐喻再进一步概括为母范畴隐喻 SAYING STH IS DOING STH. 我们称前者为低范畴隐喻，后者为高范畴隐喻。隐喻性英语言语动的这种多种和多层隐喻认知模式构成了一个纵向认知系统。详见下表 5 所示。

上表所涉 11 个概念隐喻由两个范畴隐喻（高范畴隐喻和低范畴隐喻）依次统摄，最终形成了一个三级隐喻模式系统：隐喻表达＞概念隐喻＞范畴隐喻。我们认为，不管是那个层面的隐喻模式，都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万事万物非范畴化的认知过程。刘正光（2006: 127）指出非范畴化（non-categorization）是为了重新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是由隐喻与转喻构成的连续体产生的。非范畴化认知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的“虚构运动”。Talmy （2000:168）认为虚构运动（fictivity）可以解释隐喻问题。如概念隐喻 LOVE IS A JOURNEY 建立在以下认知过程之上：a. Love is a journey 是虚构性质（fictive）的，而 b. Love is not a journey 是事实性质（factive）的，正是基于事实性质的 b 我们才构建了非事实性质的 a 这一概念隐喻。

结语

本文从隐喻认知的角度分析了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两个母隐喻认知模式，即物理—言语行为模式和声响—言语行为模式。物理—言语行为模式包括 8 个子认知模式。在这 8 个子隐喻认知模式中，隐喻认知模式 CRITICIZING IS HITTING最为典型，集中验证了“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两个认知假设；声响—言语行为模式包括 3 个子认知模式，发声体（源域）体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参照原理，同样为以上两个认知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这些“多源一标”概念隐喻都是围绕“人的认知”构建的，体现了“现实—认知—语言”这一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如果循着“认知具有层次性”这一思路，这些概念隐喻可进一步概括为两大“低范畴隐喻”，即“SAYING STH IS A HUAMN PHYSICAL ACTION”和“SAYING STH IS A NONHUMAN CRYING”。这两大低范畴隐喻可进一步概括为“SAYING STH IS DOING STH”这一高范畴隐喻，这样的概括不但遵守了认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概括的承诺”，而且也遵守了他们所倡导的“认知的承诺”。这一高度的、抽象的概括从认知的层面揭示了“言”和“行”的内在关系，为隐喻性英语言语动词的生成动因提供了宏观的解释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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