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是2023年最热门的公众人物之一。近日他清空了自己微博账号的所有内容，再次引发舆论争议。董宇辉称自己清空微博是“匹夫之怒”。“歧视女性”“红了飘了”，面对这些来自网友的无端指责，他本能地选择逃离。“‘歧视女性’的大棒打下来，你完全无法反驳。”董宇辉在直播中表示，“在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中，任何表达最后都会被曲解成其他含义。”
不仅是公众人物，普通人也经常因为无心之举遭遇网暴，成为众矢之的，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不知所措。这种弥散的戾气、敌意和愤怒从何而来？愤怒这种情绪有哪些文化、心理根源？著名心理治疗师、“认知行为疗法之父”阿伦·贝克（Aaron T. Beck）以愤怒为起点，试图理解人性中的黑暗与光明，写下《愤怒的囚徒》一书。
这本书不仅囊括个人案例的认知侧写，还通过对宏观历史事件的旁征博引，谱写了一部“匹夫之怒”如何上升至战火纷飞的心理史诗，帮助我们发现并善用人性中光明与善良的一面，放大理性思考的力量，给自己、他人以及世界更多宽容，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愤怒的囚徒》一书，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节选有删减。注释见原书。
是什么触发了敌意呢？一般来说，我们遭遇某种经历时是否会感到愤怒、焦虑、悲伤或快乐，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解释，即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不能理解事情的意义，我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就是随意发生的，和事情具体的情况毫无关系。
只有我们正确地选取信息和正确地加工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对事实做出分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恰合时宜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如果得出的判断是“我有危险”，我就会焦虑；如果得出的结论是“我被冤枉了”，我就会生气；如果想到“我很孤单”，我就会难过；如果意识到“我是有人爱的”，我就会感到开心。
然而，当我们的解释不正确或过分夸大时，我们就可能会在应当平静时感到焦虑，在应当悲伤时感到愉悦。当我们的信息处理过程受到偏见左右（或信息本身有误）时，我们很容易做出不合时宜的反应。
偏见在信息加工极早期——无意识阶段——就可能在运作了。
想象以下场景：卡车司机在咒骂前面的司机，认为是对方开太慢了，才导致交通堵塞；经理斥责员工没有提交报告；大国进攻有反对意见的弱小邻国来保障其充足的石油供应。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例子中，谁是受害者与谁是迫害者尽管显而易见，但所有案例中的攻击者都很可能反而会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卡车司机认为自己被挡了路，经理认为自己被违抗了，入侵国认为遭受了反抗。攻击者们坚信他们是正义的，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真正的受害者（对于客观观察者而言）成了迫害者宣泄愤怒的目标，被他们视为加害者。
那些好斗且控制欲强的人通常会认为他们的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群体中的人在个人冲突中往往会表现出相同的思维偏见。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敌意都源于同一个信条：认为对手是错的和坏的，而自己是对的和好的。每个案例中的攻击者都展现出同样的思维障碍：以利己方式构建事实，夸大假定的侵犯行为，认定对方有恶意。
出于求生本能，我们会非常警惕那些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和个人利益的事件。我们对那些有贬低、强迫或妨碍意义的行动很敏感。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保持监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任何明显有威胁的行为或言论启动我们的防御保护。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对非恶意行为赋予负面的个人解释，夸大其对我们的实际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容易感到受伤害并对他人愤怒。
人们以自身信念体系为参照对情境进行过度诠释的倾向其实是“自我中心角度”的一种表达。如果处于压力下或感到威胁时，我们的自我中心思维将会更加突出，同时，我们的关注视野将会扩大到那些不相关或无关紧要的事件上。他人的行为有着如挂毯花色般丰富多样的促动原因，然而我们却只选择了一根可能只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线条。
对待他人明显的不良行为，我们特别容易陷入自我中心思维。我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当作戏台上的主角，仅凭自己的好恶判定他人的行为。自我中心主义也会让我们误以为其他人会和我们一样理解当时的情境，他们“知道”自己在伤害我们，但却仍然继续他们的侵害行为，因此他们似乎更应当受到惩罚。在“热”冲突中，犯罪者也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为伤害、愤怒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注意力在这种自我中心取向的驱使下聚焦在对他人行为和假定意图的管控上。当我们觉得有人触犯了我们的规矩时，我们就会愤怒，这是因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规则等同于我们自己了，触犯这些规则就等于是在攻击我们自己。
我们越是将那些无关事件和我们联系起来，越是夸大相关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就越容易受到伤害。而当他人也以自我中心规则行事时，我们的自我保护规则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而且即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规则，他们也不想受制于人。
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规则，是为了避免受到伤害，保护自身，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让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言行可能向他人传达了非预期的含义。同样，他人的言行也会向我们传递非预期的意思。老练且圆滑的社交，需要警惕他人对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可能会赋以各种可能的解释。人们如果想要保持亲密关系的平衡，就必须认真掌好舵，小心穿过对方预期和解释的浅滩。这一原则适用于个体的人际关系，也适用于群体的群际关系。
个人主义和原始信念
自我中心“只关注自己”的通俗简单概念，其实大大低估了它对我们过往经历的解释以及我们核心利益的保护和增强作用的重要性。每个人都要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自私偏见、占有欲和自我防御是进化机制中的优先项。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愉悦和痛苦会强化自我的中心特性和边界，心理上的愉悦和痛苦也有作用。例如，成功后的喜悦是我们对自身价值评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尊”——抬高的结果，反过来，失败的痛苦则来自自尊的贬低。
这些快乐和痛苦的体验会加强我们的个人本体意识，而这种强化会被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奖惩进一步巩固。他人界定他们的个人领域边界，也会有助于我们厘清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我们侵犯了他人的领域，所激起的对方的愤怒会让我们确立我们个人领域边界所在。
我们都有关于自己的特定心理表征，包括我们的个人本体意识、我们的身体概念和我们的心理特征等。我们对我们个人领域的“外在”部分，对我们自己一样都非常关注，这也包括我们在乎的其他人和机构、有形资产。
事实上，我们的领域界限还会扩展延伸到我们所有的从属关系——种族、宗教、政党、政府。如果有人攻击领域内的任何事物，我们就会把它等同于对我们个人本体的攻击。不幸的是，我们维护这样一个延展的领域会令我们对各种各样的潜在侮辱都高度敏感。
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大约在生命第二年），个体开始根据自我利益来思考和筹划。可能——或者就是——受社交压力的驱使下，个体发育会顺应社会规则和制度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自尊就是一个内部压力表，它迫使我们扩大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个人领域，并且能显示出我们领域估值的波动变化。
我们有价值的领域扩大，我们就会感到高兴，而它被限制或贬低，我们就会痛苦。当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会利用各种策略来增强我们的自尊。如果我们实现目标和扩大个人领域受阻，我们就可能会生气而攻击或惩罚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人们之所以有变得过度易怒与偏激的偏好，可以从这种原始思维的角度来理解。之所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原始，不仅是因为它是基本的方式，还因为它可能起源于原始时代，那时，这种思维方式让动物与人类先祖有效地解决了与其他个人及群体间的生命安全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愤怒是他们对冒犯的第一反应，而事实上，他们对他人冒犯的初始诠释会先于愤怒发生，这个过程太快并且通常太过隐蔽，以至于他们可能觉察不到。一旦他们开始反思和内省，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第一初始情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痛苦。如果经过训练，他们通常能“捕捉”到导致他们痛苦的事件的含义。
所以，敌意的发生顺序是从对侵犯的解释到愤怒，再到敌意言语或肢体行为。多年来，我曾一直以为，人们在认为自己被冤枉后会立刻愤怒。然而，几年前，我观察那些关注自身体验的患者时发现，在他们体验到愤怒之前，他们会经历一种被称为短暂创伤或焦虑感觉的毒性体验。
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导致先于愤怒体验出现的痛苦感受的通用路径：感觉到某种程度地被贬低的认知观念。如果一个人认定是另外一个人不公正导致他的这种痛苦，他的行为系统就会被调动起来准备进行反击。
我们的主观感受在性质和强度上可以从微愠到暴怒之间波动。尽管“愤怒”一词通常的用法不仅用于表达一个人的感受，也用于指示他的破坏性行为，但在我这里，“愤怒”一词只用于表示感受，而用“敌意攻击”来指代行为。
当我们被激怒准备要战斗或反击时，可能会因考虑到后果而没有行动。然而，只要我们仍将对方视为敌人，我们的生物作战系统就不会停止运转，在生理学上表现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和肌肉紧绷。我们的战斗动机也会通过像紧绷着脸、怒目而视等恐吓性的面部表情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对那些貌似侵犯的行为产生曲解或夸大，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假设我们认定有人贬低我们、欺骗我们，抑或是挑战我们秉持的价值观。这种侵犯行为会令我们为了终止侵害并惩罚对方而引发我们的反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点，一旦被触碰到，我们就很容易做出过度反应。
为了免受歧视、胁迫、不公正对待和抛弃，我们构建了平等、自由、公平和拒绝的规则。如果我们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自由被限制了，我们不仅感觉到被贬低，还会对更多可能的轻视贬低变得警惕敏感起来。即使我们还没有承受任何损失，为了保证权力平衡，我们也会寻求对规则违背者的报复和惩罚。无论我们是否受到伤害，我们都会裁定他们违反者的性质，衡量哪些人会对我们的预期报复支持和反对，并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跟进措施。
我们凭借这些信念体系监控并评估我们的人际交往，然而这些规则的夸大使用和僵化性却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原始的信念往往是极端的，会引发暴力。我们的临床研究发现，大多数虐待者都有一个缺陷性的自我形象，他们常常通过尝试恐吓他人来弥补这个缺陷。
我们会倾向于宽容自己的自私行为，但会批判他人类似的行为。将贪婪、傲慢和懒惰列入七宗罪，是人类社会宗教制度试图遏制人们固有的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放纵的劣根性的尝试。利己之事可能会损及群体及他人。我们个人的控制领域扩大了（贪婪）、精力节省了（懒惰），我们个人会因此感到满足，但这些“自然”倾向可能会妨碍社会的利益，因此社会不鼓励这些做法。社会通过强制惩罚来让违法者产生羞耻感（非内疚），并因此促成其行为改变。
仅靠道德准则和宗教教规来消除过度的愤怒和暴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搞清楚那些驱动人际和群际冲突的认知偏差和错误信念。然后这些知识可以为在个体或群体水平上进行适宜的干预奠定基础，而治疗则可以聚焦于那些愤怒、敌意和仇恨的核心问题。
自我中心偏见的概念是如何与敌意理论契合的呢？受到关注的解释因素包括先天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内因理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详细论述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突显的非理性的人类本性令弗洛伊德有了醒悟，他提出了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论。死亡本能非常强大，它会击垮那些对抗它的防御，消灭假想的敌对者。精神分析的另外一个理论则认为，人们会将他们的敌意幻想投射到对方身上，并以愤怒来反抗这些投射。
康拉德·洛伦茨提出的进化理论将敌意攻击视为某些外部刺激激发的人的本能。洛伦茨推测认为，动物可能存在与生俱来的抑制机制阻止残害同族，但人类并未进化出这种机制。生物学家认为暴力涉及多种神经化学因子，如睾丸酮等激素水平过高或如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不足。
另外一个理论流派将敌意攻击归咎于环境或情境。其中最流行的观点认为人们可以被引导服从权威命令去伤害某个特定的人。
还有一个理论强调暴力本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学派认为敌意是个体对特定有害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沃尔特·坎农提出了“战斗-逃跑”反应概念，这是一种恰当的攻击或逃避的威胁应对策略。伦纳德·伯科威茨强调了挫折是敌意的重要原因。阿尔伯特·班杜尔则详细描述了人们为达成某些目的而攻击的机制。
我综合了坎农、伯科威茨和班杜尔的部分理论，不过我更重视人们对交流互动所赋予的关键重要含义，这些含义是引发愤怒和敌意的关键因素。我认为敌意反应是史前早期人类的一种适应性策略，但现在大多数时候已不再适用了。
灵活运用“战斗-逃跑”机制毫无疑问能提高史前人类祖先的生存概率。自然选择极大地磨砺了人类祖先战胜敌人或逃脱危险的能力。现代社会中，我们所感知的威胁大多数是心理威胁而非身体威胁，因此，这些防御策略的高反应性带来很多麻烦。
毁谤、控制和欺骗本身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或生存构成威胁，但这些行为意味着我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会受到威胁、尊严会受到贬低。所以，我们经常会像身体遭受攻击一样对语言攻击做出强烈反应并决意报复。
人类对这些心理威胁的广泛敏感性可能源自原始族群排斥经历。原始时期，被族群排斥意味着丧失食物来源和族群的庇护，族群中的个体因此发展出对被排斥和抛弃的恐惧，进而很可能更愿意与族群中的其他人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充满不确定危险的环境中提高生存概率。
这种社会性取向的特征经由进化压力与基因筛选而传递给子孙后代。人类对心理威胁敏感性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对任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侵犯都能迅速做出回应，防止被认为软弱而招致更多侵略性的攻击。
我们的遗传血统要延续下去不仅要靠生存和社交策略，还要依赖重要的认知技能：区分猎物与捕食者，辨别朋友与敌人。这就像我们身体的单个细胞识别并驱除入侵的异物、我们的免疫系统监测并消灭毒素和微生物一样，我们的认知与行为系统也可以识别和抵御入侵者。
原始思维方式可能在史前环境中是适应性的，那种条件下能否生存下去靠的是个体——往往是在一瞬间，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的即时反应来应对那些来自陌生人（甚至是来自同族群其他人）的明显威胁。在识别敌人时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人（假阳性）的做法是最保险的。仅仅一个假阴性判断（将敌人误认为是战友）就有可能是致命的。
人们在与他人遭遇时不得不快速而且非常清晰地界定对方是否有威胁。这里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这种非此即彼的粗略分类，便是二分思维的原型，这种思维模式常见于那些长期暴躁、挑剔和易怒的人身上，也影响着那些长期不和的群体与战争中的社群和民族的个体反应。
号称“认知革命”的心理学新进展也让我们对这一行为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较新近的热点研究在关于人们如何思考、概念如何形成和信念如何发展等主题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简洁理论假设。这些研究扩展到了如读心术、构建自己与他人的表征等信息加工过程。
这些研究中与社会问题最密切相关的是临床观察：禁锢的心灵对威胁——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的反应是根深蒂固的认知偏离和偏见性思维。是这种僵化的范式、心灵的监牢让我们深陷仇恨和暴力的痛苦难以自拔。
电影《涉过愤怒的海》剧照。
近年来，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领域的深入研究让我们对人类天生的友善与合作偏好有了更深的理解。达尔文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新观点”不仅注意到那些具有个人生存和繁衍促进作用的基因程序，也密切关注那些能促进个体适应社会群体的进化策略。
我们知道，在资源竞争频繁且残酷的古代环境中，战斗力对于“繁殖成功”的实现是必需的条件；人类祖先常常以牺牲族群其他成员为代价来确保他们的交配机会。“残酷无情的自然”，通过物竞天择，为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策略。
正因如此，在自然选择的促使与指引下，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适应群体生活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形成亲密的依恋关系，让他们一起分享食物、共享信息、相互保护和繁育后代。
在看到孩子痛苦时，我们会感同身受；在帮助他人时，我们会心生愉悦；在建立亲密关系时，我们会满心雀跃，所有这些都显著提醒我们，亲社会反应和反社会反应一样都早已融入我们的天性。对游牧社会和黑猩猩社群的研究对了解我们这些社会合作行为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无论是遭到身体还是心理攻击，我们似乎总会立刻做出反应，但并非总会愤怒。我们是否会愤怒，取决于我们受伤害的背景和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家庭医生给幼儿打针，孩子反抗挣扎和哭闹是在保护自己避免遭受不明就里的疼痛折磨。而一个成年人接受注射也会感到同样疼痛，虽然可能会有些焦虑，但通常不会因此发怒。
孩子和大人的反应如此迥异，原因在于他们赋予事件的意义不同。对孩子来说，除了医生的强势和无情，任何事情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必须要经历这么痛苦和可怕的事情，更不要说，平时慈爱的父母也背叛了他，帮着医生来伤害他。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虽然痛苦、紧张，但这是合乎情理和可以接受的。对此感到愤怒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是自愿接受这项能给他带来好处的治疗的。与孩子不同的是，成年人知道如何区分恶意与善意的伤害，区分可容忍的和不可接受的疼痛。成年人对痛苦有着更广义的理解，包括那些虽然痛苦却最终有益的经历。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对所遭遇事情的赋义、归因和解释对于我们如何反应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有人伤害我们，我们本能性的反应是感到紧张并试图逃跑，或者是感到愤怒而试图反击。如果威胁无法消除，我们就会倾向于逃避当时的处境。
我们是否会愤怒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或伤害：如果我们认为他人的做法不公正，我们就可能会愤怒。当我们认为他人的行动是善意之举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生气。如果我们不是特意“准备好”把攻击理解为善意的，无论如何，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把不友好的举动当作故意和恶意的而准备惩罚冒犯者或避开它。
人们越是觉得自己的痛苦是他人有意为之，或是因他人疏忽、冷漠或缺陷造成，人们的反应就越强烈。
我们往往会受到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的影响，抑或是受我们所假定的他人对我们的看法的影响。“她不赞成我”之类的结论不仅会影响反对者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会影响我们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我们会想象我们给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表征。在我们与他人互动时，我们会倾向于将这个意象投射到他们身上并假定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
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与他们对我们的重视程度有关，因此对我们的社交形象的贬低会造成心理上的痛苦。批评或侮辱的打击效果并不亚于物理攻击：我们会被激发去躲避攻击或做出反击。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减少遭受打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如果我们可以让“攻击者”丢脸，我们的自尊受到的伤害会减轻。
不同类型的“侵害”都会让人愤怒，想要将侵害者“绳之以法”。愤怒反应的导火索是命令式的“应该”和“不应该”的闯入，“应该”与“不应该”把问题责任强加于他人身上。
我们对他人都会有预期：他们应该是乐于助人的、同心协力的、通情达理的、一视同仁的。这些预期往往会上升到规则与需求层面。如果我们信赖的人违背了规则，我们就会生气并有意要惩罚他。事实背后的意义是，规则的破坏会让我们更脆弱、更低效。无论如何，对规则违反者的惩罚将会有利于恢复我们的权力感和影响力。
我们与他人的交往都遵循着一套行为规则和标准，这套范式让我们得以以一种相对顺畅和谐的方式交流。社会压力会促使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尽可能公平、合理和公正。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冒犯他人。如果自尊受到伤害，我们就会动用相关的规则来对事情做出判断。
如果我们认为肇事者武断专横、蛮不讲理或不公正，我们就会认为对方不对或不好，然后会感到愤怒。自尊心低的人会试图以一堆错综复杂的规则来保护自己，但恰恰是这些规则注定了会被触犯而导致更多苦恼。人们的敏感度和过敏反应各自不同，某人眼中无法接受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人眼中是完全允许的。
当我们反思自己的脆弱、敏感的自尊以及做好迁怒他人的准备时，我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些特质起什么作用。它们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还经常伤害他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最亲密的人。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解释自我意象和自尊对我们的强力控制呢？
一个人的自尊代表了他在特定时期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我有多喜欢自己”。我们的自尊是一个压力表，它可以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实现我们的个人目标，并成功地应对他人的要求和制约，它会自动量化我们每时每刻对自身价值的评价。
个人的整体自我评价——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评价或自尊的改变——通常能触发人的情绪反应：快乐或痛苦，愤怒或焦虑。人们会根据他们当前认为的自己的样子和自己“应该”的样子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评价自己的价值。
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认为“现在的我”和“应该的我”有着巨大差距，所以他们经常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而易怒的人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别人更多的价值推崇。
事件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会因所涉及的人格特质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对我们“重要”的人格特质的贬低显然要比贬低一项次要特质对我们的自尊造成的影响更大，造成的伤害和愤怒也会更多。
如果负性事件（例如，拒绝或失败）的影响很大，我们的自我评价可能会变得更加绝对化和确定（例如，我们太软弱、不可爱、没有用），我们的自尊心会随之坠入低谷。
当然，我们也及时掌握了一些通过淡化事件重要性来缓和诸多负性事件影响的技巧：正确地看待它们，寻找“保住面子”的解释，让批评无效，或者贬低那些轻视我们的人。类似地，自我激励事件能激发我们的积极自我意象，从而提高自尊心水平和带来积极预期，这又会反过来鼓励我们参加更多扩展活动。
我们的自尊不仅受到个人经历影响，还受到我们内在社交圈（家人和朋友）振奋或受冲击的士气影响。当喜欢的球队或政治党派获胜或失败时，我们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一种类似于“集体自尊”随之起伏的现象。人们对自己国家战争胜利或失败的反应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一群体（胜者或败者）中的个人在自尊方面经历着类似的波动，但其自尊变化的程度则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他对这个群体及其愿景的认同程度。
实际上许多“急性子”或容易“发飙者”的自尊并不稳固。他们的高度敏感通常是建立在他们自己无能、脆弱和容易被影响的核心意象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他们发展出许多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侵害的代偿方式，他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核心利益的人保持警惕，他们随时准备把对手当作作恶者或坏人。他们的心理“防御”力量可能已强大到足以阻止对自我的任何损害。
偶尔可能会有侮辱或谴责能击穿他们的防御，会伤害到他们的自尊。但他们会调动防御策略，把对手解释成“敌人”并给予还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快速地把自我意象从无助的受害者转变为强大成功的复仇者。自我意象的改变可以暂时修补自尊受到的伤害，但那些脆弱无助的记忆却被封存下来，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无能和脆弱的基本形象。出于对负性自我形象的部分代偿，受害者可能会把“施害者”的负性意象具体化为迫害者和共谋者。这种压迫者或敌人的负性意象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奇幻妄想中有生动戏剧化的体现。
一个人各种自我意象的系列组合不会随时间推移轻易变化，而是会趋向于保持稳定，每个意象都会对应（或被激发）于某一类情形。自我意象这种对特殊事件的稳定选择性提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自我意象是更全局性的心理结构（自我）持续的外部呈现。自我概念整合了各种自我意象，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整体结构，无论何时都不可能窥其全貌。自我概念就像一个档案柜，收纳合并了各种自我意象，它包含对个人主要特点、次要特点、内部资源以及条件、各种责任的表征。
我们的自我意象对我们生活的控制远比我们了解的多得多。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够强大、能胜任和有能力，就有动力解决难题。我们如果有一个无助、无能的自我意象，如处于抑郁中，我们就会感到伤心。我们认为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即我们的社会（人际）意象投射，也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和动机。我们的优势社会形象会影响我们对其他人的反应。如果我们认为对方不友好或者挑剔，我们就会采取策略保护自己。
我们关于他人的意象通常都有固定的范式，我们能看到他人的那些只与这个范式意象相一致的特征，所以是我们过滤掉了他们的其他特征。对一个既复杂多变又不稳定的现象进行简化和同质化处理是一种很省事的做法，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解读可能会被我们建构的范式扭曲。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勾画自我，这样的方式最好也就是我们的认知不完整，但最坏则是歪曲认识。
我们通常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我们占据优势的自我意象控制的。简而言之，个性化的意义解读及其与自尊主题的关联决定了人们的反应。
显然，任何的人际交往都至少涉及六种意象：我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我的意象投射（我想象中的你对我的印象）、你眼中的我、你的社会意象投射（你想象中的我对你的印象）和你眼中的你自己。这些意象相互作用并呈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中。
如果我认为自己弱小而你很强大，并且你也认为我弱小而觉得自己很强大，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你会支配我，或者至少意图这样做。这些不同的意象有很多种可能的组合，至少能部分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对方做出友好或不友好的行为和举动。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愤怒的囚徒》。原文作者：阿伦·贝克；摘编：荷花；编辑：王菡；导语部分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点击“阅读原文”阅读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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