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的行为艺术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试验
一、玛丽娜的行为艺术
1974年，意大利行为艺术家玛丽娜用自己做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实验。她将自己麻醉，任由他人对她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承担后果，她想看看会是怎样的结果。
小小的工作室内挤满了人，玛丽娜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身旁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处于麻醉状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们可以对我随意处置，出了任何事情，我自己负责。工作室内摆放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放满了实验用的道具：美味的巧克力、水、口红、玫瑰花、剪刀、匕首和装有子弹的手枪。
一开始，人们只是觉得她是在开玩笑，都抱着看热闹的心理观望。有几个人试着走上前喂玛丽娜食物和水。
不久，一个大胆的男子拿起一支口红开始在玛丽娜脸上涂抹，直到把玛丽娜的脸涂花了才罢休。
围观的人先是对男子的这一举动感到惊讶，但看到玛丽娜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才相信玛丽娜纸条上的内容是真的。
于是，又一个男人拿起剪刀剪掉了玛丽娜的上衣。玛丽娜瞬间上身赤裸，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
接着有人拿着玫瑰花插到玛丽娜的身上，还有人拿着匕首在玛丽娜身上划，流出的血液染湿了衣服。
玛丽娜处于麻醉状态，她无力反抗，但她的神智是清醒的。她安静地看着人们。
一个人拿起桌子上的手枪，放到玛丽娜的手上，拉着玛丽娜的手将玛丽娜的食指搭在扳机上并指向玛丽娜的头部。
工作人员及时冲了上去，阻止了这个动作。实验到此结束。
六个小时过去了，玛丽娜逐渐恢复了意识。她蹲下身，低声哭泣。她第一次有了无力感和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她怎么也没想到实验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的。她高估了人性的善良而低估了人性的邪恶。
很显然，那些对玛丽娜做出伤害行为的人是有主观上的恶意的，他们放任自己的“恶”有多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恶”承担责任，做了坏事不需要付出代价。
当做坏事不需要付出代价时，做坏事就会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有些人甚至以敢做坏事、能做坏事为荣。屠杀无辜的人是极恶大罪，如果杀人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付出任何代价，那么一定会有人放纵自己的行为而肆意杀人；如果杀人的行为受到纵容甚至鼓励，那么一定会有人把杀人当成功绩。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兽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的鼓励下，开展了毫无人性的“杀人竞赛”。
不需要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必然造成邪恶横行，这个结论还可以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试验”中得到验证。
二、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试验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试验，目的是为了测试受试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一试验被视为有关服从试验的典型性试验，在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1963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了40名受试者，每次试验，受试者可以得到4.5美元的报酬。这些受试者年纪在24至50岁，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
试验前，受试者被告知参加的是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试验。试验时，两人为一组，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谁是教师，谁是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某个词，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教师和学生的身份是经过有意设计的，教师确实是广告招聘来的，但是学生是试验人员事先安排好的人。因此，这个试验测试的是应聘而来的受试者。
教师和学生分别位于两个房间，中间用一堵墙隔开，教师和学生相互间看不到，只能通过话筒联系。学生的胳膊上绑有电极，开关掌握在教师手里。如果学生回答错误，那么教师就会按下电极开关，学生就会遭到电击。
电极有30个开关，每个开关对应的电压强度不一样。最小电压是15伏，最大电压是450伏。每个开关下都有明确的标识：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电击、危险电击等。
为了使教师知道电击的真实威力，工作人员让他们感受了45伏的电压，这个电压已经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了，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们，这个电压是试验中最轻微的。
试验依次进行，学生按照剧本设定的规则回答，有时回答正确，有时回答错误。回答错误时，教师就被要求按下开关。当电压逐渐增大时，教师能听到学生的声音也在发生变化，从没有声音，到微弱的呻吟，到喊叫、咒骂、哀求讨饶、踢打墙壁，最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仿佛已经被电晕了。
当教师不忍心、表示想要停止试验时，工作人员会依次提醒教师“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同时表示教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一切后果由试验者承担。
如果经过四次提醒后，教师仍然希望停止，那试验便会停止。否则，试验将继续进行，直到教师施加的惩罚电压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试验才会停止。
在这个试验中，开关是假的，学生的错误回答是假的，电击是假的，学生的痛苦的声音也是假的（事先录制好的）。但教师完全不知道这些是假的。
最终，有26名（65%）的教师服从了实验人员的命令，有26名学生被教师“电晕”或“电死”。这些教师在执行命令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其余14人（35%）没有把命令执行到底，但也执行了一部分命令。
从这个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在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时做坏事的可能性。实验中的26名教师（65%）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伤害，但还是服从了实验人员的命令，其余的14人（35%）虽然没有把命令执行到底，但也做了伤害他人的事，只是程度轻微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会做这些伤害他人的事，因为他们一旦做了，就必须承担责任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三、教师的自我救赎
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后得到一些人的纵容或保护，不付出任何代价，那么这个人就会像玛丽娜实验和米尔格拉姆试验中的参试者那样放纵自己的行为。
这里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个例子是河北保定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2010年10月16日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辆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一陈姓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经紧急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肇事者李启铭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李启铭在肇事后之所以口出狂言，其根本原因就是他认为他爸能为他平事，而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他知道自己最终会被送上法庭并被判刑，那么他绝不会在肇事后口出狂言，甚至不会酒后驾驶。
另一个例子是云南昆明的孙小果案。1998年，孙小果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其母及其继父通过各种关系使其免受刑罚，逍遥法外。孙小果继续作恶，2019年被判处死刑。2020年2月20日，孙小果被执行死刑。包庇孙小果的19名公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孙小果之所以猖狂作案，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做了任何坏事，都不会付出代价。如果他知道自己作恶最终会被执行死刑，那么他绝不会作恶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人性的善与恶，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从人们对人性的争论中，我们可以肯定人性中是善恶并存的。中国有一句古话：“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前一句可以作为人性中有善的佐证，后一句可以作为人性中有恶的依据。因此，治理国家必须制订法律来惩恶扬善，教育学生必须制订制度来长善救失。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教师在认同笔者观点的同时，一定会把现阶段教育的无奈和无能归咎于教育部门没有制订出长善救失的规章制度，致使教育者教育学生时无所适从且动辄得咎。如果你希望教育部门为你制订出可以解决教育中遇到的问题的规章制度（其中最为教师期待的当是“惩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制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规章制度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不制订具体的规章制度，只提出一些空洞而毫无实际意义的教育原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再加上，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不需要直接面对教育的具体问题，他们怎么会冒着承担责任的危险为一线教师解决问题呢？这是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不可能为一线教师提供惩戒支撑的主观原因。
客观方面，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面对的是受教育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能提供基本的教育原则，无法提供具体的惩戒方案。我们不要奢望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他们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期待的办法，我们也不能用他们提供的办法来解决实际工作中令我们苦恼的全部问题，正如医生拥有各种治疗感冒的药物仍然拿感冒没有办法一样。我们所期待的惩戒在中国古代曾经是教师合情、合理、合法的措施，教师可以理直气壮地拿着戒尺惩罚学生，但这些手段并没有解决教育中的问题。
教育管理者和教育专家拯救一线教师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在出了问题的时候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线教师不能有所作为，一线教师完全可以也必须根据自己面对的具体情况制订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让学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以此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可能在教育实践中会遇到种种不如意，但这是过去、也是当下、很可能是未来教育的唯一途径，也是教师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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