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数字化转型

本月初，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教授、莫纳什商学院院长Simon Wilkie教授、长江商学院技术和大数据研究中心教授孙天澍教授等多位重磅嘉宾，齐聚墨尔本数字化论坛，就当下全球数字化经济与数字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了真知灼见。

从右到左：博满澳财金融集团创始人Eric Gao，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教授，莫纳什商学院院长Simon Wilkie，Hall & Wilcox 合伙人Eugene Chen、Ranny Fan

本次《墨尔本数字化论坛——全球数字转型和经济颠覆的机遇》论坛，由博满澳财金融集团、Hall & Wilcox和Lion1818高端俱乐部联合主办，并于2022年12月5日，在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完美落幕。

受主办方邀请，嘉宾们在本次论坛中分享了三大主题演讲内容：

• 《经济颠覆和包容性增长》——项兵教授

• 《数字变革：澳洲的挑战和机遇》——Simon Wilkie教授

• 《全球数字化的变革，与美国、中国和RCEP地区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孙天澍教授

  
  

以下为澳财独家呈现的主题演讲精彩节选。

近年来，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展望，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论坛首位发言嘉宾长江商学院的创始院长项兵教授，对于中美未来的发展模式给出了，更注重“和而不同”，不可“一刀切”的观点。

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教授

项兵教授首先分享了当代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分类，分别是：中英美三国的新自由主义、中法俄新四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其中，得益于中美的贡献，新自由主义在1979年后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财富创造和脱贫的重要篇幅。

不过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就是导致了中美两国内人口收入严重不平等，贫富差距显著，中国30.7%的财富都掌握在最富有的前1%的人手中，而美国前10%的人群掌握了社会中70.7%的财富。

因此，未来的发展模式要注重“和而不同”，促进包容性增长、社会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社会主义就可以为其提供强大的助力，“一刀切”的模式不可取。

除此之外，他还对当今的“经济颠覆”进行了定义：经济颠覆并不等同于创新，也不可以完全用人口规模和GDP来解释，而是体现在了《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福布斯亿万富豪榜和CB Insights列出的全球独角兽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些年涌现了多个全球独角兽企业，全球独角兽公司中第一名的字节跳动和第三名的Shein均为中国公司，上榜企业总数更是达到了173家，仅次于美国。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从2001年的11家增长到了如今的129家；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上中国人的名字也是多次上榜，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从1人跃至539人。

其中，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睒睒更是靠着698亿美元的身家稳坐福布斯亿万富豪榜第15名，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被颠覆的呈现。

在项兵教授看来，中美两国需要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要通过共同繁荣的驱动，而美国则要实现包容性资本主义。

他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人口基数、人口老龄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等原因共同导致，项兵教授认为，克服这个障碍的重要助力便是发展AI 和机器人技术。

综上所述，想要改变本国内的经济现状并有所突破，需要每个企业共同努力，明确自身的发展和投资逻辑，具备长远的目光和社会责任感，科技和ESG这两条道路便是当前最明确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效率，促进经济的有机增长。另一方面，ESG可以帮助解决当前全球最关注的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市场、新组织、新契约、新工作。”针对当下工业4.0的发展，莫纳什商学院院长Simon Wilkie教授在论坛发言中，提出一些“新”的形式即将出现，澳洲企业家们应该关注数字变革下，更多的新变化。

莫纳什商学院院长Simon Wilkie教授

他指出，当前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知识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在美国，40%新增的GDP都源于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能够得以发展的核心因素，便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可以说，良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推动工业机器和流程智能化的工业变革。）

Simon Wilkie教授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展示了这一概念：

通用环境的大智能 = 便宜的传感器 + 数据连通性 + 便宜的数据储存 + 智能机器

值得注意的是，Simon Wilkie教授提出，随着工业4.0的发展，一些“新”的形式即将出现。

Simon Wilkie教授的演讲材料

主要体现在：

新市场：包括电力市场、移动即服务（MaaS）、智能家居市场、物流市场，以及全新的劳动力市场，例如虚拟公司、教育领域、专业服务等；

新组织：商业模式的转变将更加迅速 / 自动化工作分配 / 虚拟小组或虚拟公司的出现 / 快速对新产品进行样板制作；

新契约：拍卖与投标将应用的更加广泛 / AI可以预测销售的业绩，从而计算奖金 / 商业行为有新的测量方式 （保险定价等）；

新工作：超过65%的工作可能被智能器械所取代，使得原有的这部分劳动力人群的工作变为非常规工作。

Simon Wilkie教授指出，澳大利亚在工业4.0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各大经济组织之间缺少对数据分析与AI的应用，澳大利亚仅有6%的公司使用数据分析，3%的公司应用AI技术，相比欧洲等国家，澳大利亚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其次，虽然澳大利亚的科技板块总价值超1670亿澳元，但是其中数据公司比例较低，使得其对附加值贡献较少。最后，澳大利亚当前的劳动力技能与未来所需的劳动力技能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并且，这个缺口还在进一步扩大。

但是，这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失去了参与工业4.0的机会。眼下，其发展还有三大机会可以把握：

• 云计算的应用率 -  70%企业渗透率，为经合组织排名第三

• 广泛的宽带的覆盖和应用 - 99%的商业地区接入网络，居民覆盖率高

• 大量的国际留学生 - 可以快速的积累人力资本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应当把握眼下的发展机会，努力克服工业4.0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同时，积极的应对工业4.0所带来的四大“新”的形式。从积累人力资本开始，逐步参与到全球的工业4.0的浪潮中来。

第三位发言人，长江商学院技术和大数据研究中心教授孙天澍（Tianshu Sun）教授深入研究了全球数字化变革，并表示全球正在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电子化转型。

分别是，数字内容（电影、短视频、游戏等）、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平台如亚马逊、阿里巴巴、Shein）、数字化推动者（人工智能、企业软件和咨询教育）和数字基建（金融科技、云技术、VR/AR）。

中国和美国引领了商业数字化变革，不过虽然中美的数字化转型看似有着密切对应关系，但在整个生态系统上实质是“貌合神离”，他们在增长模式、创新和数据方面走着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海外与中国数字内容平台

美国和中国数字化商业领军企业

就增长模式而言，中美两国企业在商业模式上存在不同。

美国更注重于纵向发展，通过一项服务的商业模式（以亚马逊、网飞为例）打通全球市场；但中国企业更多专注国内市场，单一数字化企业的覆盖面也更为广泛（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例），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数字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也让他们在往全球扩张时由于商业模式上“水土不服”，更加具有挑战性。

在创新方面，中国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美国的数字化创新走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

由上面传达指令，下面施行大规模的政策试验，例如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如果成功将能实现高水平的创新，也体现出典型的中国企业文化和模式。而美国的数字化创新，是由企业的不同项目组自发进行分散的创新试验。

正因为，中美在商业电子化中巨大的差异，孙教授表示，“我们需要更新的合作形势，更好的利用‘铁三角’的网络关系（指美国、中国和RCEP即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尼、越南等国），让三方均获利。”

最后，孙教授指出，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中，中美作为领导者应当起到更加积极的思想领导和教育提倡作用，促进更多的合作模式。同时在全球数字科技领域的参与者和将从全球化转型中受益的本地企业，可以与大学联合倡议、与数字领导者合资，建立全球数字化的网络和社区。

编辑：Serena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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