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伍国，四川乐至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本文原题为《中国英语学习的碎片化问题》。
前一段时间，一名在国内高校任教的朋友向我表达了对大学生实际英语能力的担忧。他说，一些过了六级的学生连一段完整的自我陈述都写不出来。我说，这可能就是我曾经也反思过的，英语学习“碎片化”和“题目”化问题。
其实，两年前就有一个准备考研的年轻朋友把自己备考的英语学习资料拍下来发给我。令我吃惊的是，在这份辅导材料中充斥着大量以中文来表述的，非常抽象的英语语法术语，不断要求学习者记住这些术语，然后填空，选择，而目的就是得到“正确”的答案。有很多术语，很抱歉地说，我这个英语专业出身，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不间断地进行英语阅读和写作的人也看不懂。
这种教学的最大问题不仅是忽视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和知识及思想载体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使学习者无法真切和完整地感受一个文本的意义和气韵。即使能读下一篇完整的文章，目的也是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之下，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尽快获得一道道题目的“答案”，在需要自己表达的时候，也很可能凑不出语意连贯，逻辑清晰的段落。
学者和编辑家汪原放（1897-1980）的《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虽然在提及胡适的地方以及有关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之死的历史细节处不尽精确或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其中提到民国时期英语学习的部分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 2006年2月出版
作者汪原放1913年17岁时跟随叔父汪孟邹赴上海办书店，后来不仅参与编辑和书店经营，1936年后即独立从事译述工作，后总共翻译文学作品9种。在书中他是这样断续地描述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的：
“我在（上海的）青年会夜校学英文一共学了四年，1918年以后已经不上夜校了。可是还是坚持自习的，有时读英文日报如《大陆报》等，有时又去买了英文的《林肯传》，《佛兰克林传》和神话，童话，小说来自学。”（页50）
以及“1926年1月15日。今天我在商务印书馆买了几本英文书。有一种是房龙（Van Loon）的《上古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英语学习没有被种种“考试”所控制和扭曲的年代，汪原放先生的经历其实折射了一种正常其实也正确的学习方法。汪先生并没有在所谓幼年黄金时期学英语的经历，应该是17岁到了上海以后才开始学英语，但是，在四年的青年会夜校打下基本的词汇和语法基础之后，即开始了积极自学，而自学所的方法是直接进入英文原文的报刊，小说，传记及各类著述并完整地，非功利地阅读。也就是说，一旦突破了基本词汇的语法的瓶颈，他对英文的进一步掌握是通过完整和大量的阅读来实现的。这个阅读过程不仅学习语言，也学习作者的文字表述和组织，以及思想表达。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仁合影(左起，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按照现在的学习方法，假定汪原放要去“考研”，他可能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真正沉浸到一个个英文经典著作文本及其连贯的文气中，很可能只能像前面的例子里那样，死命做题，读着一个个抽象枯燥的语法术语，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像另一个例子里那样，过了六级，但写不出一段完整的个人陈述。这是因为在长期的解题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失去对语言的整全性和表达性的把握。
那个年代的人的英语学习没有被做题和考试带偏，结果不仅仅是能较完整地掌握语言本身，并且有效地用于交流，还可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涉猎多种外语。如汪原放写道，在狱中的陈独秀“最后，他还开始学德文了。他原来懂日文，英文，法文的。”（页165）1934年9月22日，陈独秀致亚东图书馆信中用法语写下《世界地理新词典》的标题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eographic Universelle , 并说“如有英译本，那便更好。” （页167）外语，似乎从来没有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头疼的问题。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之陈独秀（右）与彭述之
换一个角度，真正掌握中文的美国人又是怎么学习的呢？美国人类学家，以分析中国区域市场和宏观区域理论框架闻名学界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这样回忆自己的中文学习经验：
“可以说大概在我17岁左右时,我就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正要进入大学。当时我去的是一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很小的学校，叫幽泉学院(Deep Spring College)。这个学校当时没有关于中国的课题，所以我当时是和一个语言学老师一同开始学中文。当时我就已经对中国有了一点兴趣。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大概只在学校呆了一年多时间，就入伍加入美国海军，也就是参战了。在海军服役期间,我被派到美国海军的语言学校受训，先是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后来又到了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受训。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18个月的中文课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专心致志地学习中文,这感觉很好。这是在1944年到1946年，我记得课程是在1946年3月结束的。课程结束后，我可以选择留在海军当一个情报官，这也是送我去受训的目的,然后去中国进行相关的情报工作，也可以选择离开海军回到大学。我选了后一个，然后就退役了。”（王建民等，“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 教授专访” ）
在我看来，施坚雅这段关于中国学习的回忆在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学中文的目的非常明确。和很多懂中文的美国人一样，施坚雅是以从事外交，军事，情报等最实际也高度政治化的工作为目标而掌握中文。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部门仍然会把对有此需要的员工的中文学习外包到专门的教育公司进行密集培训——我的一名大学同学多年前就曾在这样的学校任职过。这种学校也可以叫补习班，但是是一种目的明确，时间紧凑，方法得当的在职成人培训。
施坚雅
第二，让施坚雅真正受益的海军语言学校的18个月集训。尽管这18个月的集训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不清楚，因为不是访谈重点，但我们可以确定培训班不会让学员天天通过做选择题来学中文。其实，即使在今天的美国高校，文科教授都尽量避免用“标准化”多项选择来测试学生，而要求学生在考试时手写答案，目的就是保证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表达。用选择题来考察学生，有时在美国人看来是教授自己偷懒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无法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巧合的是，施坚雅和汪原放都是在17岁才开始学外语的。
美国人学外语的经历其实和汪原放还有一个相通之处，就是注重自学。不论是源于需要还是基于兴趣，美国人中自学外语也并不少见。我身边就有同事的孩子因为迷上韩国流行文化（K-pop）完全自学韩国语，然后把自己的韩语对白录下来放到网上的。这就是兴趣和文化吸引的自然而强大的驱动力。我的一名从来没有学过中文，在校时也无意选中文课的历史系毕业生有意去中国发展，他告诉我他正在工作之余使用一个语言学习软件自学中文。这些例子都说明，只要美国人目的明确，并且下了决心，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学习外语，同时也进一步解答了美国人补习不补习这个问题。美国人可以完全不学外语——如果自己不认为必要，也可以全心投入自学外语，也可以完全因为工作需要接受密集培训，但像中国那样英语培训遍地开花，高度依赖“培训”，但全民英语水平反而在亚洲垫底的情况确实不会出现。
当然，语言学习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持久的过程，很难有人真正精通不是自己母语的外语，我自己也还在一个揣摩和积累的过程中。国内经过严谨的经学和古文献训练的学者如朱维铮很容易看出美国的某些汉学大师对中文文本的理解其实错误百出，连我自己的导师对晚清文人半文不白的文句的理解和英译也大半望文生义。有一位在国内备受崇拜的美国人类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写了汉字的错别字，被我在一个学术交流网站私信指出，他在道谢之余还用中文嘴硬一句：“老外写错字很常见！”令人绝倒。
不过，除了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和困难，在不能停止的终身外语学习过程中，作为大规模测试手段的“题目”，“题型”，“正确答案”，以及过多的语法术语的确极大地扭曲和干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规律。我认为，因为过度做题和过度考试导致英语学习支离破碎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英语学习应该回到更早时期，即汪原放，钱锺书时代的模式，即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后直接进入文本或者实际交流状态，完整地接受，完整地表达，尊重语言本身的连贯性和行文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把外语肢解为一道道题目，并注重在自学中自己领悟。如果惯性地以阅读理解，选ABCD的方式，或者过度术语化的方式对待英语，既无审美，也不实用，再好的读本可能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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