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戊荪先生。
首先，我对自己译文的要求是：忠实于原文，同时要清晰易懂，让读者感到读来有所收获，如可能还会有所启迪。为此，我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以《论语》为例，首先要了解孔子生活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接受的传统也有所不同）。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不息的年代，这使他怀念周朝初期的制度和理念。我在前言中特别对此和他的经历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和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其次，在介绍作者时，还可与历史上的外国相关人士加以比较，这会使国外读者更有亲近感。例如，我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经历和主张加以比较。如孔子的著名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圣经·新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Do to others what you wish others do to you）。其实，在古代文化中，不少宗教导师也有近似的格言，所以它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 Rule）。
另外，我还提到孔子和之后的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过的深远作用，指出这也是我们要了解《论语》的重要原因。为此，我在前言中写了“Confucius and His Times”。
Terminology和Terminologist：国际翻译界对术语极为重视，术语研究和翻译成为一门专业，不少欧洲国家翻译协会所用的名字就是Association of Translators and Terminologists。现在，我国学术界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了。我举几个例子说明我在翻译典籍时是如何处理术语和关键词的翻译的：
Legge：virtue
D.C.Lau：benevolence （在现代英语中，意为仁慈，例如benevolent uncle）
冯友兰：human-heartedness
我选择了humaneness。对于“仁者”，我选择了humane person，是因为在现代英语中，humane societies encourage people to be kind and sympathetic towards others, even towards people who do not agree with them，这与孔子的“仁者爱人”相符。
“礼”最早的含义仅仅局限于祭祀等宫廷活动，后来逐渐扩大到上面所提的方方面面，所以采用了ritual propriety这样的虚词。但有时根据上下文具体所指，也用rites或rules。
“君子”过去的常用译法是gentleman，我觉得这个词极易给现代英语读者带来与原意不同的联想，因为毕竟西方人的“绅士”，不能等同于孔子的“君子”，所以改用了man of honor，也是参考了英国议会称议员为the right honorable so and so。
在“小人”用于道德范畴时，我将其译为petty-minded person；在指社会地位时，译为petty person。例如“君子怀仁，小人怀土”，我译为“The man of honor cherishes virtue，the petty man cherishes his land”。此处“小人”指农民，所以我译为the petty man。
对于阐明重要观点的语录，翻译时要格外用心。举以下几个例子：
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wish others do unto you.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A humane person is one who helps others establish what he himself wishes to establish and to achieve what he himself wishes to achieve. To be able to correlate one’s own feelings with those of others may be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humanness.
Say you know when you know, and say you don’t know when you don’t know, that is true knowledge.
When you meet a man of virtue, think how you can become his equal, when you meet a man without virtue, examine yourself to see if you are the same.
Sorrow awaits those who don’t take a long view.
Walking in the company of others, there is bound to be something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eir good traits I follow, their bad ones I try to avoid.
（1）翻译理论中所谓的translation还是transliteration，也即foreignization还是domestication。我认为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既有文化优势还是劣势的考虑，又有其他因素的考虑。例如，道（Tao or Dao）、阴阳（yinyang）、气功（qigong）就是transliteration。当然，“道”也有译成“The way”的，我采用的是后者。
（2）需要思考为何而译、为谁而译的问题。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普及？读者是专家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我的译本是一个通俗本，是供后者阅读的。所以，译文最好通俗易懂。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英语与过去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先后出现不同译本的原因。还有，孔子为了宣传和推广他的治国思想曾周游列国，所以我在新的译本内加了地图，以使读者更形象地了解他的所到之处。
（3）古文本没有标点符号，时而有不同理解的可能。因此需要研究如何使译文符合而不是违背作者的原意。
例如：子罕言利与命和仁。当时我译为：Seldom did the Master touch on the subjects of personal gain, fate and humanness.
这种理解把“利”与“命”和“仁”三者联在一起，当时我就有怀疑，但又想可能是他的弟子记录有误，所以也就照此译了（见2010和2011年版）。后来我看到钱穆的《论语新解》（2003年版），他的解释是，孔子不可能“罕言”命与仁，“与”不是“和”的意思，而表示是赞意（第220页），所以钱穆把逗号点在“与”的前面。我后来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孔子可能“赞”了“仁”，而对“命”则是敬畏，所以把译文改为“Seldom did the Master touch on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gain, not so about fate and humanness”（2017版本）。
（4）是否加注释的问题。对文中提到的各类人物和事件，必要的注释有时不可避免，但过多注释又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所以如果可能，应设法在文内解决。这在翻译理论中叫broad translation。
我很同意《史记》的译者Burton Watson在其译文的前言中提出的以下看法：“I have brought up into the translation whatever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ir meaning comprehensible. I have avoided notes wherever possible…”
这里，可举我在翻译《论语》时的一个例子：“君子无可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我的译文是：There is no contention between two men of honor. The only exception is perhaps during archery. Even so, when the contest starts, the two archers bow to make way to each other. And when the contest ends, they drink and toast to each other. So they are quite like the men of honor when they do contest。此处，我把“揖让而升”译为bow to make way to each other，把“下而饮”译为drink and toast to each other，都是在文中有所解释。
前面已经提到，我在《孙子兵法》的翻译中对“奇”与“正”两个术语是加注的，因为其含义太复杂，只好在注释中加以解决。
（5）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一些观点显然是过时或错误的，例如“唯女子与小人而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有人把“小人”解释为“小孩”，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在翻译中无需为其掩饰。
典籍翻译，我们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对原文的理解，而外国人，无论是西方或东方人，他们的优势在于译文的表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能做到双方合作是最好的选择。杨宪益先生与Gladys Yang（戴乃迭）就是突出的例子。
文化传播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只有双向的交流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要人家理解我们，就必须先设法了解别人，人家是如何想的，关心什么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语言教学和培训以及对不同国家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文史哲如此，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可观的成就，如中医中药正更多地为外部世界所认识，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就是一例。另外，现在“一带一路”十分热门，我国古代行者有许多著作，如唐代玄奘和法显的著作，杜环的《经行记》、北魏宋云的《宋云行纪》、明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这些译成外文肯定会引起中亚和中东国家读者的兴趣。
这里我还可以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女儿曾经去柬埔寨吴哥旅游。我告诉她，发现这一古迹的是一位法国生物学家，而他所根据的一本书名为《真腊风土记》。她查阅了有关材料，证明确实如此。
《真腊风土记》的作者是元代的周达观。1295年，元成宗派周达观出使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真腊王朝，即吴哥古国。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写下了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政治宗教、建筑、饮食和风土人情等等。后来真腊王朝因外族侵略而灭亡，吴哥古都荒废，湮灭在丛林中。周达观的这一著作虽然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却被人们所遗忘。19世纪，法国人在北京发现了这本书，并将其翻译成法文。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就是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在现今的柬埔寨的暹粒附近发现了这个湮灭了七百年的古迹。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我国历代典籍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其中有不少值得对外介绍，足够我们和今后几代人全力以赴而为之。翻译典籍可以说是任重道远，所以需要加强青年人在这方面的兴趣和培训。
最后，我想提出一点建议。我认为，不论是典籍翻译或文化传播，都需要一种执著的精神。国际译联（FIT）将9月30日定为国际翻译日，即是为纪念Saint Jerome的离世日。这位古代意大利学者倾其毕生精力，将圣经重新加以翻译和注释。他除了学习希腊文，又前往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文，并找到了更原始的《旧约》和《新约》局部文本，加以整理和翻译。他用Vulgate拉丁文本取代了原有的Septuagint文本。至于我国的“译圣”玄奘，他前往西域历经艰险，在印度游学19年，返回西安成立译场，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各类佛经，花去了自己生命最后的19年。这种锲而不舍、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毕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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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帆
via 中国外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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