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翻译是学习外国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朱光潜:翻译是学习外国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翻译这并不是一件易事,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这不仅要懂文学,还须看懂文学后面的情理韵味。一般人说,学外国文只要有阅读的能力就够了,仿佛以为这并不很难。其实阅读就是一个难关。许多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的书仍不免错误百出,足见他们对于外国文阅读的能力还不够。

 

我们常易过于自信,取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从头读到尾,便满以为自己完全了解。可是到动手译它时,便发见许多自以为了解的地方还没有了解或是误解。迅速的阅读使我们无形中自己欺骗自己。因此,翻译是学习外国文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训练我们细心,增加我们对于语文的敏感,使我们透彻地了解原文,文学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语文的运用,对语文不肯仔细推敲斟酌,只抱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就只能得到一个粗枝大叶,决不能了解文学作品的精妙。

 

阅读已是一个难关,翻译在这上面又加上一个更大的难关,就是找恰当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阅读只要精通西文,翻译于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许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译的书籍往往比原文还更难懂,这就未免失去翻译的意义。

 

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

 

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欣合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稍有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极难的事。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得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

 

“信”最难,原因甚多。头一层是字义难彻底了解。字有种种不同方式的意义,一般人翻字典看书译书,大半只看到字的一种意义,可以叫做直指的或字典的意义(indicative or dictionary meaning)。比如指“火”的实物那一个名谓字,在中西各国文字虽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却是同一实物,这就是古字典上所规定的。这种文字最基本的意义,最普遍也最粗浅。它最普遍,因为任何人对于它有大致相同的了解。它也最粗浅,因为它用得太久,好比旧铜钱,磨得光滑破烂,虽然还可用来在市场上打交易,事实上已没有一点个性。

 

在文学作品里,每个字须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生命。所以文学家或是避免熟烂的字,或是虽用它而却设法灌输一种新生命给它。一个字所结的邻家不同,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和“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两诗中同有“江南”,而前诗的“江南”含有惜别的凄凉意味,后诗的“江南”却含有风光清丽的意味。其次,一个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杜甫的名句:“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棲老凤凰枝”,有人疑这话不通,说应改为“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棲老碧梧枝”。

 

其实这两种说法意义本不相同。杜句着重点在“香稻”和“碧梧”(香稻是鹦鹉啄残的那一粒,碧梧是凤凰棲老的那一枝),改句着重点在“鹦鹉”和“凤凰”(鹦鹉啄残了香稻粒,凤凰棲老了碧梧枝),杜甫也并非倒装出奇,他当时所咏的主体原是香稻碧梧,而不是鹦鹉凤凰。这种依邻伴不同和位置不同而得的意义在文学上最为重要,可以叫做上下文决定的意义(contexual meaning)。这种意义在字典中不一定寻得出,我们必须玩索上下文才能明瞭。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学修养而又粗心,对于文字的这一种意义也难懂得透彻。

 

此外文字还有另一种意义,每个字在一国语文中都有很长久的历史,在历史过程中,它和许多事物情境发生联想,和那一国的人民生活状态打成一片,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氛围。各国各地的事物情境和人民生活状态不同,同指一事物的字所引起的联想和所打动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fire sea, Roland, castle, sport, shepherd, nightingale, rose之类字对于英国人所引起心理反应和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大有分别。它们对于英国人意义较为丰富。

 

同理,中文中“风”“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隐逸”“礼”“阴阳”之类字对于我们所引起的联想和情趣也决不是西方人所能完全了解的。这可以叫做“联想的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它带有特殊的情感的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也就茫然,尤其在翻译时,这一种字义最不易应付。有时根本没有相当的字,比如外国文中没有一个字恰当于我们的“礼”,中文没有一个字恰当于英文的“gentleman”。有时表面上虽有相当的字,而这字在两国文字中情感氛围,联想不同。比如我们尽管以“海”译“sea”或是以“willow”译“柳”,所译的只是字典的直指的意义,“sea”字在英文中,“柳”字在中文中的特殊情感氛围则无从译出。

 

无论是以中文译西文或是以西文译中文,遇着声音上的微妙处,我们都不免束手无策。原文句子的声音很幽美,译文常不免佶倔聱牙;原文意味深长,译文常不免索然无味。文字传神,大半要靠声音节奏。声音节奏是情感风趣最直接的表现。对于文学作品无论是阅读或是翻译,如果没有抓住它的声音节奏,就不免把它的精华完全失去。但是抓住声音节奏是一件极难的事。

 

西文因为语文接近,文字变迁得更快。四百年前(略当于晚明)的文字已古奥不易读,就是十八世纪的文字距今虽只一百余年,如果完全用现行字义去解,也往往陷于误谬。西方字典学比较发达,某字从某时代变更意义或新起一意义。常有例证可考。如果对文字沿革略有基础而又肯勤翻详载字源的字典,这一层困难就可以免除。许多译者在这方面不注意,所必翻译较古的书常发生错误。

 

普通所谓“土语”(slang)也可以纳于这一类。这一类字义对于初学是一个大难关。了解既不易,翻译更难。英文的习惯语和土语勉强用英文来解释,还不免失去原有的意味;如果用中文来译,除非是有恰巧相当的陈语,意味更索然了。

 

从事翻译者必须明暸文字意义有以上几种分别,遇到一部作品,须揣摩那里所用的文字是否有特殊的时代、区域或阶级上的习惯,特殊的联想和情感氛围,上下文所烘托成的特殊“阴影”(nuance),要把它们所有的可能的意义都咀嚼出来,然后才算透懂那部作品,这不是易事,它需要很长久的文字训练和文学修养。看书和译书都必有勤翻字典的习惯,可是根底不够的人完全信任字典,也难免误事,他只能得一知半解,文字的精妙处实无从领会。

 

一般英汉字典尤其不可靠,因为编译者大半并不精通外国文,有时转抄日译,以讹传讹。普通这一类字典每页上难免有几个错误或不精确处。单举一两个极普通的字来说,在中国一般学生心里,pride只是“骄傲”,envy只是“妒忌”,satisfactory只是“满意”。其实“骄傲”和“妒忌”在中文里含义都不很好,而pride“尊荣心”和envy“欣羡”在英文里却有很好的意思,至于satisfactory所“满”的并不一定是“意”,通常只应译为“圆满”。这种不正确的知解都是中了坏字典的毒。

 

中文也并非没有文法,只是中文的弹性比较大,许多虚字可用可不用,字与词的位置有时可随意颠倒没有西文法那么谨严。因此,意思有时不免含糊,虽然它可以做得很简炼。其次,中文少用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特点在简单明了,但是没有西文那样能随情思曲折、变化而现出轻重疾徐,有时不免失之松散平滑。总之,中文以简炼直截见长,西文以繁复绵密见长,西文一长句所含包的意思用中文来表达,往往需要几个单句才行。这对于阅读比较费力。初学西文者看见一长句中包含许多短句或子句,一意未完又插入另一意,一个曲折之后又一个曲折,不免觉得置身五里雾中,一切都朦胧幻变,捉摸不住。其实西文语句组织尽管如何繁复曲折,文法必定有线索可寻,把文法一分析,一切都了如指掌。

 

所以中国人学西文必须熟悉文法,常作分析句子的练习,使一字一句在文法上都有着落,意义就自然醒豁了。这并非难事,只要下过一两年切实仔细的工夫就可以办到。翻译上的错误不外两种:不是上文所说的字义的误解,就是语句的文法组织没有弄清楚。这两种错误第一种比较难免,因为文字意义的彻底了解需要长久的深广的修养,多读书,多写作,多思考,才可以达到;至于语句文法组织有一种规律可循,只要找一部较可靠的文法把它懂透记熟,一切就可迎刃而解。

 

西文的被动语气有它的委婉曲折,译为主动语气,就难保存。比如上文所引的Laski一句中的Men have been permitte依英文被动语气应译为“人们被允许”;依中文习惯应译为“人们可以”;“被允许”和“可以”究竟有一点差别。

 

一般人所谓直译有时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就是中西文都不很精通的翻译者,不能融会中西文的语句组织,又不肯细心推敲,西文某种说法恰当于中文某种说法,一面翻字典,一面看原文,用生吞活剥的办法,勉强照西文字面顺次译下去,结果译文既不通顺,又不能达原文的意思。许多这一类的译品读起来佶倔聱牙,远比读原文困难,读者费很大的气力还抓不住一段文章的意思。严格地说,这并不能算是直译。

 

一般人所谓意译也有时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就是不求精确,只粗枝大叶地摘取原文大意,有时原文不易了解或不易翻译处,便索性把它删去,有时原文须加解释意思才醒豁处,便硬加一些话进去。林琴南是这派意译的代表。他本不通西文,只听旁人讲解原文大意,便用唐人小说体的古文敷衍成一部译品。他的努力不无可钦佩处,可是他是一个最不忠实的译者。

 

提起“改译”,人们都会联想到英人Fitzgerald所译的波斯诗人奥马康颜的《劝酒行》。据说这诗的译文比原文还好,假如这样,那便不是翻译而是创作。译者只是从原诗得到一种灵感,根据它的大意,而自己创作一首诗。近来我国人译西方戏剧,也有采用这种办法的。我们对于这一类成功尝试不必反对,不过从翻译的立场说,我们还是要求对原文尽量的忠实。纵非“改译”,好的翻译仍是一种创作。

via 译匠